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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相邻的四川省，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置了四川行都护使司，管辖云南至四川的“建昌路”沿线的6卫8所，即建昌卫、宁番卫、越巂卫、会川卫、盐井卫、建昌前卫和守御礼州后千户所等8个守御千户所。(16)由上述卫所分布的空间格局亦可窥见，明代在西南云贵地区(含湖广地区)的大部分卫所都相对集中在3条交通线上，一是由云南府经会理、建昌(今西昌)至成都的“建昌路”沿线的“五卫八所”(建昌前卫后废)；二是曲靖经乌撒至泸州的西路(乌撒道)上的“西四卫”；三是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入滇东路即“普安路”和昆明至大理、保山一线，其中尤以“普安路”沿线的卫所分布最为密集。对于明初在西南的卫所布局，此前有学者指出，明王朝在全国的军事部署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实施“以夷制夷”外，北方边地的实土卫所主要集中在沿长城一线驻防的“九边重镇”，目的在于防御蒙古势力的南侵；在南方地区除在一些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设置卫所外基本都分布在交通线上，其中以西南地区为甚，而湖广通滇黔的东路驿道沿线表现最为显著。(17)笔者认为这事实上也凸显出明帝国整个国家军事防御布局的基本姿态：即北方主要沿长城部署重兵防止游牧民族南下，南方则沿湖广入滇交通线深入到西南边疆及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形成“北守南进”之态势。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政治、军事格局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面貌；而大量汉移民以“军屯”等组织化形式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揭开了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大举进入西南的序幕，由此也推动了云贵高原地区从“疆域”向“版图”、由“边疆”而“内地”的根本转变。国家力量和汉文化也因此成为新的区域性整合、地域文化认同、民族/族群边界重构的主要推动力。  资料来源：据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图修改，(《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图1 明代西南边疆卫所屯军分布图 清代，中原王朝在西南云贵高原地区的统治在继承了前代王朝奠定的基础上，进而以东路驿道为重点，从“线”到“面”，不断将周边区域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清初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后，开始在西南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以往的土司制度，改为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治理的府州县体制；同时对于一些不受官府及土司约束的地区的“化外之地”，如分布于贵州东北与湖南西部相交的腊尔山地区的“红苗”、今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黑苗”及贵州西南部的“仲苗”等则采取“开辟苗疆”的军事征服措施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样一来，不仅基本解除了沿线各地少数民族对驿道交通安全带来的威胁和隐患，同时通过废卫设县、修筑道路、疏浚河流等措施，以这条入滇东路驿道为主干道不断汇合周边道路而逐步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体系，其从中原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地位更加巩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