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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上，苗疆走廊经过数百年不断发展，逐步成为一条勾连湘、黔、滇、川、桂等省区，衔接长江经济圈和珠江经济圈的陆路经济走廊带，对中国南方的区域经济市场的整合和一体化进程等影响至巨。 元以前，云南由于与中原王朝长达数百年间的政治阻隔，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其实是一个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市场圈或文化圈。(28)明代百万以上汉族移民以“军屯”“民屯”等形式进入云贵地区沿交通线分布，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湖广通滇的东路至大理、保山一线，在明代就形成了一条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具有高度同步性的带状市场圈，对拉动云贵地区经济融入中华市场体系的作用巨大。(29)在贵州境内，东路驿道经过的苗岭山脉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沿线周边的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南北盘江、都柳江等分别注入长江和珠江。明清时期，经过不断疏通发展，逐步形成以这条驿道为干道呈带状的交通体系，西连滇川、东接湘鄂、北入长江、南下两粤，成为横亘于两大水系间的一条经济走廊带。它不仅对促进云贵高原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作用巨大，并且也对整个中国南方的区域市场体系的整合产生了影响。这其中贵州省长期以来之所以被视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背后所隐含的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经济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勾连四方的重要作用所致，只是目前从广域经济史角度展开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笔者在此仅提出这一问题意识，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就贵州而言，东路驿道对贵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就更加明显，如明代在贵州最初出现的30多个城镇，基本都是沿交通线分布，行客也多为往来于滇、楚、川之人，财政支出大多靠周边的省份补贴，其市场体系最初都沿着交通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特征。(30)清代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从乾隆中期开始，大量汉族“客民”开始流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这过程中，东路驿道即苗疆走廊既是汉族移民进入西南的大通道，同时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贸易的重要结点。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城镇集中，人口密集，经济活跃；依托这条线路，集市贸易体系也不断向周边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延伸。(31)经过数百年间的不断碰撞和交往，各民族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今天西南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四，文化上，明清时期随着大量汉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以儒家伦理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汉文化成为推动新的跨族际地域整合和认同的力量。在汉文化的普遍影响下，西南边疆地区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又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关联，由此也促成了文化地理上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南”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 明代统一云南后，以组织化方式进入西南边疆的大量汉族移民成为国家控制西南的基本依靠力量和统治基础。(32)清朝乾隆时期后，随着国家权力在西南地区普遍推行府、州、县流官统治体系和内地人口的剧增，来自内地的大量“客民”以自由流动的方式涌入西南，逐渐扭转了“夷多民少”的状况，汉族成为云贵地区人口占优势的主体民族。(33)这时期苗疆走廊作为一条主要的移民通道，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移民，沿线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汉族会馆的遗存，如“江西会馆”“湖广会馆”“万寿宫”“天后宫”等。在强势的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影响下，清代后期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社会中出现了普遍汉化的“内地化”趋向，(34)但由于汉文化本身也是多样性地方文化的复合体，如来自湖南和福建的汉人，不仅语音不同，风俗亦各具特点；他们来到西南后，影响的地域不同、周边的族群/民族各异，因而又孕育和催生出新的文化样式，其间既有汉文化影响下的普遍性关联，同时又兼具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之特点，并且至今仍处于频繁互动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中，其文化变迁并非只是单方面趋同的“汉化”过程，而是不同地域的汉族地方文化与边疆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台展演，在相互碰撞中迸发出万花筒般的色彩。苗疆走廊作为一条举世罕见的活态文化走廊，沿线古镇、古屯、古村分布密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如仅贵州省就有近千项各级非物文化遗产项目分布在沿线地区；由于其社会历史变迁复杂，人口流动量大，不同时期、不同身份、势力强弱、汉化程度等都对后来的“民族识别”带来影响。现今中国“待识别民族”的98％以上(约75万人)均分布在云贵两省的苗疆走廊沿线或周边地区。(35)在国家力量和汉文化的影响下，云贵高原地区也逐步形成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整体空间，现今学术界在文化地理上所界定的“西南”之概念，其范围为四川南部、重庆地区、云贵两省、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地区等地，恰好涵盖了云贵高原绝大部分地区，(36)对此笔者认为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与横亘其中勾连四方的苗疆走廊关系密切。只是目前尚无学者涉及这一问题，今后尚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就本文提及的南方丝绸之路而言，作为连接中外的一条历史极为悠久的古商道，其影响在经济、文化和族群互动交流等方面广泛而深远，如果从由交通线所展现的整体空间视野切入，今后有望在相关研究上开辟新的空间和视野。例如对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成时期问题，尽管学者认为其社会等级制度最初和族际间的征服奴役有密切关系，但仍然是将其置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框架内来讨论的。(37)如果从交通线勾连的“线性文化空间”角度看，元代征服云南后打通的连接云南昆明与四川成都的“建都路”(明代为“建昌路”)，大小凉山是这条驿道的必经之地，数百年间彝族土司不断四出掳掠旅客、住民及财物。明中期后，四川行都护使司辖下的“五卫八所”防御体系便因“夷患”猖獗而逐渐崩溃，驿道交通不断受阻甚至长期阻塞，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38)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一社会制度可能是基于族群间的“接触”原理而非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时间轴”上后天形成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更好地诠释凉山彝族社会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性甚于社会分层的形成原理。(39) 苗疆走廊在元明清时期是一条横贯云贵高原、勾连东西南北的“国家走廊”，明朝为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甚至专门设置了贵州行省，“国家化”和“内地化”趋势强烈地影响了这一区域的城镇圈、市场圈和各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苗疆走廊的开通，不仅突破了云贵高原的地理障碍，使得中国西南与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还深刻影响了云贵高原上各民族的发展与演化，使云贵高原的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既具有在国家力量和汉文化普遍影响下的整体性关联，又衍生出“和而不同”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苗疆走廊亦可称为“云贵大通道”或“云贵走廊”。与其他依地理形势形成的“民族走廊”不同的是，苗疆走廊作为一条“线性文化空间”，它本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就是云贵高原的中心区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跨越行政区划的空间整体性特质。从国家整合立场上看，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含汉族移民)主要由东而西从湖广经过苗疆走廊进入西南各地，因此苗疆走廊的性质、作用和影响是此前的“商道”研究框架难以比拟的。现今这条驿道沿线仍分布着“穿青人”“家”“西家”等“未识别人们共同体”约75万人，占中国“未识别人们共同体”总数的98％以上，这也足以说明这条文化走廊上的厚重历史积淀及研究价值。苗疆走廊提出迄今不过数年时间，笔者认为，今后应加强梳理和研究以交通线为中心的“线性文化空间”研究，通过推动“区域民族”研究范式的转向，促进西南地区的区域和民族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