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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系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的滥觞，也是当时最为主要的史乘之一。“官方史书”、原创性、引领性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是这部史著的主要特征。从其所涵盖的时间、记载的内容和编纂体例等各个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无论是对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社会历史加以探究，还是对加洛林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变革予以梳理和考察都是一部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对此著述业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然仍有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 关键词：加洛林时代 大年代记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 “官修史书” 2013年，本人所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设定的重大招标课题“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和研究”获得批准。该课题初步设计对15种史料文献加以汉译，并集结为10部译著刊行出版。《加洛林编年史》（Carolingian Chronicles）便是其中一种。这部著述共收入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和《尼特哈德〈历史〉》（Nithard’s Histories）两篇重要文献。在本人依照各种史料文献所涉及年代而拟定的出版序列中，《加洛林编年史》为第二种，然实际上，它所辑入两篇文献却是本人接触最早的加洛林时代年代记类史料文献。笔者仅就汉语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管见。不当之处，尚祈各位方家指正。 壹 很早以前，在学习、教学过程中，自己便知晓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史料。所谓“知晓”，即仅仅是知道其名称而已，对其内涵则一无所知。自世纪之交以降，本人研究重心开始向西方文明的形成与早期西方文明史研究方面倾斜。恰好，受上海三联书店之邀，自己将比利时史学大师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所著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迻译为中文。该著所引用的浩繁史料文献中，相当一部分出自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是本人与该文献内容的首次接触，并对其学术价值有了初步感悟。但因未直接阅读其文本，故还只是一种间接的体悟而已。 2010年前后，本人开始对法兰克加洛林时代史料文献产生愈来愈大的兴趣，这主要是研究、教学的急切需求使然。在阅读英美学界关于这一时代历史和相关史料文献状况之精妙论述的过程中，我获益匪浅，收获良多，颇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而在检索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状况，阅读国内学界对法兰克加洛林时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评价论述时，则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即收集、整理匮乏，分析、判定粗鄙简陋。英美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成就的丰富多彩，使我感到对学术研究前沿状况加以密切追踪和研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当需对加洛林时代的基本发展脉络、具体事件、人物加以认知时，自己几乎全部仰赖于当代英美学术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和表述，距史学研究需建立在掌握原始一手史料基础之上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而自己所能为学生布置的中文书目中，也仅有一部汉译的《查理大帝传》。基于这些体悟感受，一个念头便在心中萌生并愈发清晰，即挑选一批加洛林时代的基础史料，尽快地迻译为中文，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尼特哈德《历史》便成为本人的首选。恰好当时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朱君杙将美国好友为其所购得的《加洛林编年史》一书摆到案头，自己便决意动手付诸实施。 至2013年初，本人以一人之力完成《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尼特哈德所著《历史》及《圣伯丁年代记》三种文献的迻译初稿。在这些实践中，我既对当时各种史料文献的基本面貌、结构和内容有了直接接触，对其行文和文风有了间接体认（这主要是因为本人所选迻译底本皆为英美现代学者的英语译本）。同时，也对西方学界在迻译原始史料文献方面的操作规程、原则、规范和惯例等有了相当真切的体认。这些研究、教学实践，实为本人申报此项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基础性前提。 此外，自己就法兰克时代历史，特别是加洛林王朝历史文献的基本状况、内涵、价值等，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专业同行进行探讨；就翻译加洛林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可操作性进行专门请教、切磋；与国内著名专业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领导，就加洛林王朝重要经典史学著述的系列翻译事项进行专题性洽谈。在教育部历史学部武汉世界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世界历史》编辑部昆明研讨会、浙江大学杭州研讨会等数次高层次会议上，自己曾数次就加强法兰克时代史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对中国世界史学科深入研究西欧中世纪历史、早期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意义进行阐释和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首都师大等机构和高校的同行专家对自己这一主张予以认可和较高评价。 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国内学界在对法兰克时代历史文献译介领域虽非毫无成就可言，但总体成就和水平差强人意，其状况可以表述为“碎片化”和“简陋化”，与国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悠久历史和煌煌成就不可相提并论。然作为学术史回顾，仍有一些背景、过程、学者和文献需加以评述。 一是，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并非没有意识到史料文献对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功用。在我国世界中古史第一代创建者们，如吴于厪、齐思和、郭守田、耿淡如、谢德风、谭英华、戚国淦等前辈和朱寰、马克垚等先生学术成果中，史料文献翻译皆占相当重要的分量，如齐思和主持编译的《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三联，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2年）、郭守田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朱寰主编的各种《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选辑》等。若再仔细查阅这些成果，尚可发现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无论这些成果有何不足，确是学科建设历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一个时期内起到支撑本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功用。 二是，两部汉译经典作品问世。1979年，商务印书馆刊印戚国淦先生所译《查理大帝传》（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1981年又出版寿纪瑜、戚国淦二位先生合译《法兰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新时期伊始，这两部汉译法兰克历史文献能迅速付梓刊行，实为老一辈学者厚重积累使然，而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事业的一个新起点。遗憾的是近30年来，再未见有此类历史文献出版。 三是，在我国西方史学史领域也有一批成果需加以提及。虽然史学史与历史文献整理并不处于一个层面，但关联密切，如对史学编纂、作品体例、史观、传统等方面的探究，对于我们了解、认知西方历史文献的面貌具有相当的价值。耿淡如、谭英华、郭圣明、孙炳萦等前辈的业绩不容忘却。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当下中国史学界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不断进步，也须予以认可。以往那种“黑暗中世纪”史观逐步得到修正，对法兰克时代历史文献的内涵评估也开始趋于客观，价值认定逐步抬升。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张广智、郭小凌和侯树栋、赵立行诸先生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陈文海、李隆国、李云飞、朱君杙等中青年学者在西方中古文献学领域的学术取向和成果非常值得关注，并且自2011年后陆续得到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各个层次的项目立项，发展态势可喜。2017年始，人民出版社推出陈文海先生主持的“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汉译与研究”系列成果。赵立行先生在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发展上做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相迥异的解说。 19世纪以降，诸多西方学者对法兰克时代文献的内容校勘、抄本流传、版本整理等方面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而系统的梳理，这其中尤以德国《日耳曼史料集成》委员会和法国古文献学界的诸位先贤的工作为最。以兰克为主帅的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们也对这些文献的独特品性做出了深刻地剖析和判断。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学界就这些文献的性质、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开掘且做了相当充分的论述。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是，1970年，美国新泽西州塞顿赫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Bernhard Walter Scholz）教授和芭芭拉·罗杰斯（Barbara Rogers）博士二人联袂以现代英语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尼特哈德所著的《历史》两篇文献一并译出，并冠以《加洛林编年史》之名，于1972年由美国密持根大学出版社付梓刊行。迄今为止，《加洛林编年史》乃是上述两篇文献的唯一全文英译本。就本人所见，英美学界虽对这部英译本中含有的瑕疵时有评说，但它仍旧是英美学界所认可的一部译本，几乎所有学者在言及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和文献时，或者使用这部译本，或者将其作为重要的一部史料文献列出。基于此，本人将其作为中译本的底本。 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学界的主流学者也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上述两篇文献做了大量评述。其中论述数量最多，评析解说最为通畅、细腻者就是R.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和J.尼尔森（Janet L. Nelson）两位教授。她们二人的观点主张甚多，这些观点主张不仅与本书英译者肖尔茨教授所作的“导论”有诸多不同之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将对这两篇文献的认知引向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