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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对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及以它为代表的加洛林时代年代记类型的史学著述的认识，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关涉到语言文字、版本校勘、文献整理、史料批评和学术史梳理等各个方面。应当说，西方学界业已在这些领域取得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获得了许多新认识，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观点主张，这构成了一些学术亮点，但也显示出尚有许多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迻译这些历史文献和追踪、梳理、辨析西方学术前沿动态和成果的过程中，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当予以格外注意。 首先，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加以严格的审视和考究。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而言，当学界普遍认同该文献具有某种程度的“官修”色彩，辨识出其作者多为与加洛林宫廷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的时候，就应对其修史立场有所警惕，须十分注意其强烈的“美化加洛林君主的倾向性”。此外，还应从各个层面、角度，对这部著述继续深入的探究。早在1983年，麦基特里克在其主要著述《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国》一书中就曾指出： 本书之所以对年代记加以如此大段篇幅的论述，其缘由不仅在于这些著述是法兰克历史中信息最丰富和核心的叙事史料，而且还在于这些著述在解释史实方面存在众多难题、在于其鲜明的美化加罗林君主的倾向性、在于其编撰日期和地点方面存在着不确定和争议、在于其起源、作者、修订、复杂的抄本系统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堪称为所有法兰克书面历史文献中的典型。大体而论，究竟有哪些抄本存留了下来？它们有多古老久远？其编撰的起源和理由为何？这些就是我们最值得思考探究的关键问题。 在关注修史者的立场方面，著名德裔英籍学者蒂姆·路透曾提出过一个论断，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他说： 在重构法兰克政治世界方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史料文献，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和尚待研究之处……而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重要的是要对那些无声处加以细心倾听，对其强调之处加以密切关注。长期以来，这类体裁的著述都体现出一种貌似公正客观的特征，甚至在《富尔达年代记》中也是如此，其作者似乎都是不偏不倚的事物观察者，然而，真实状况远非如此。 其次，继续保持严格的史料批评立场。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类重要史料文献严加审核，不可将其所有的记载都作为绝对真实的信史来看待。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例就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49年所记载之内容史事，即维尔茨堡主教布尔恰德和大教长福尔拉德二人奉命前往罗马，拜谒教皇扎卡利阿斯，向其请教：由何人担任法兰克国王为好。55然而这一言之凿凿，白纸黑字记录在册并且世人皆知的史事，在罗马教廷的文献中却不曾被提及。对于其真伪，近年学界也有人提出质疑。如麦基特里克就有关这一事件变革的所有遗存史料加以仔细梳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件史事纯属后人编造。诺贝尔认为麦基特里克对这一史料解读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未能被全部认同，但这一观点却是强有力和令人关注的。 此外，马塞厄斯·比彻（Matthias Becher）曾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半官方（semi-offical）史乘中始于790年前后加洛林宫廷密切关系的记载加以细致考究后呼吁，对这部年代记中关于757年和763年那些重要事件的记载予以关注，这些记载似乎都是为查理曼788年的各种行动奠定前提基础。诺贝尔对此评说道：“与麦基特里克一样，比彻对作为满足后世种种需求而建构的各种早期历史叙事中的一则重要史料做出了新的解释”。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其他大年代记著述，诚如学界所认同的，是研究法兰克历史的最丰富和核心的叙事史料，但在认知加洛林社会历史的过程中，这些著述所言所述仅仅只是各种史料而已。它们所承载或所表达的是那些编纂者们对当时社会运行、变动的认识。对于后人的认知来说，这些记载言说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的也的确含有极为珍贵的客观真实的信息。然而，我们又必须对其保持清醒的态度，切不可将其视为确凿无疑的史实，更不可将这些言说、书写不加考辨地一律视作为我们认识加洛林社会的论据。一则史料在何时、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确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史实，进而升华为可以支撑某种学术论点或主张的一个论据，是经过多道程序、多种检验、考证和多方面批评甚至批判过程之后的结果。在我们刚刚开始比较全面地接触《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其他各种大年代记著述，将其引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史料之时，更须对史学研究在选择、确定史实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必须保持的态度、立场予以强调、重申和坚持、贯彻。 最后，强化整体认识与评价。前文多次提及这篇文献在年代记类著述中所处的地位，既谈到了它与小年代记之间的关系，也谈到了它对9世纪中叶以后数部大年代记的引领作用等等，这实际上就已潜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引领和为核心的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类史学著述的整体性的认识和评估。笔者以为从文献学、编纂学和史学史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加洛林时代的大年代记史著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探究，当成为中国学界目前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颇众，亟需有心人沉潜下来，细细地加以探析。这些大年代记即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书写类型，而其中各篇著述又具有各自特性。故而，我们在对其作类型学认知的同时，还要深入到9世纪加洛林时代法兰克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体的深层历史之中。此外尚有一个问题也值得特别关注，即大年代记这类史学著述的出现和繁盛与加洛林王朝的形成、强盛和衰落过程在时间上基本吻合，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特征。而到了“12、13世纪，年代记业已全部消失”。故而有学者指出，年代记类史著的衰没也反映了加罗林帝国的破败命运。然而，致使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究竟为何，目前西方学界所给予的解说却远不够详尽，尚需从诸多维度、层面加以细密梳理和详尽考证。本文所述仅仅是一种简要勾勒而已，而此中所涉及的问题颇多，直接关涉到对中世纪早期，尤其是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发展状况和地位的认知和评价。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加以详尽辨析的史学史课题，对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还有，必须看到从18世纪到今天，西方学界对加洛林时代年代记史学价值的评价、判定不仅是一个逐步渐进持续深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变迁甚至颠覆的过程。这是我们今日工作必须加以参考、借鉴的重要内容。在“原创性研究”与“创新研究”风靡中国学界的今天，作为学术发展历程中的后来人，应对前行者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十分值得深思，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9世纪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对西方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书写是否准确、客观和公正。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