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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地位与意义 第一，“官方或官修”之特性。 1854年，兰克提出该文献编纂地点是加洛林宫廷，具有浓厚“官方史学”或“官修史学”的特征。这一主张对于后世西方学界在判断该篇文献的性质、如何认识和使用这篇文献方面一直起着指导性作用，甚至改变了后人对这篇文献的称谓。但是，西方学界对兰克主张的接受颇令人寻味。他们一方面大体上认为该篇文献具有一定的“官方、官修”的色彩，然却没有对兰克主张加以全盘的认可，仍旧继续探寻这篇文献的具体地点，辨识具体的编纂者身份，辨析不同部分的文字表述风格，梳理该篇文献各种不同抄本系统。这些工作有的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的仍未见其功。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探究虽然尚不构成对兰克主张的全盘否认，但各个方面的诘问与追寻使对该篇文献的认知更为深入。笔者仅就自己对相关学术文献的梳理，将这些工作的成效大体梳理如下： （1）编纂地点。百余年来，西方文献学界和史学界在该文献编撰地点是否就是宫廷尚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坚持兰克的主张，确定这部年代记就是在宫廷著就的；肖尔茨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在加洛林王室礼拜堂之中编纂的。而R.麦基特里克特则对此说持“不十分确定”的立场。 （2）编纂方式。肖尔茨在《导论》中曾言：这部史著绝非出自一位史家之手。这部年代记抄本手稿本身和语言风格都显露出了一种杂糅、混合的性质。该文献拉丁语最佳勘定本的编者弗里德里希·库尔兹（Friedrich Kurze）试图通过对其抄本手稿加以详尽考察，一举澄清该书作者之身份，然效果却差强人意，难以令人信服。故而近来一大批学者又重新投入到对这部史著的语言和风格特征的探究考证之中。各位学者在探究中，发现这部文献的编纂绝非一蹴而就，先后可分为数个阶段，有的可能是事件发生时的即时性编纂，有的则是后人对过去往事的追忆式编纂，无统一的编纂宗旨和体例要求。而且随着广泛传布，又形成了风格不同的抄本系统，从而致使其整体面貌相当驳杂。对该年代记的抄本流传的考证研究表明，其抄本共计有A、B、C、D、E五个系统，其中E系统为修订本，然其时限稍短，为741—801年。这5个抄本系统均非原初文本，更使后世文献学对其版本辨识研究的结论看法莫衷一是，难以定论。 （3）编纂人员。参与者数量众多，文字水准参差不齐，其中既有个人编纂，也不排除多人编纂；既有个体接续式编纂，也有多人同时或集体式编纂。还有一种可能，是宫廷文吏或宫廷礼拜堂教士编纂而成，只不过这种编纂是处在宫廷大教长或文秘长官的监管之下。 （4）性质判定。对于这部文献的“官方、官修”性质也须加以辨析、界定。对此，笔者认为万不可“望文生义”，一见到“官方、官修”（an official work）的字样，便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中国古代各类奉皇命圣旨而为的那些“钦定”史书归为一类，等同视之。从兰克到后来众多秉持该文献具备“官方、官修”特质的学者，并无一人认为它就是奉加洛林君王之命而为的产物，因为并无任何史料对此加以明确记载。迈克·德·琼（Mayke De Jong）明确指出，这部文献：“并不是依循君王的意旨而产出的那种‘宫廷历史’。倘若查理曼、路易曾下旨撰写什么，那也是对圣经加以诠释，对天象加以解释，而不是史学、传记和颂歌的编纂写作”。那么，西方学界为何还将“官方、官修”视为该篇文献之特性呢？在分析各种年代记、传记一类的“9世纪叙事”著述时，迈克·德·琼认为它虽不是官方报道（official reports），也并不代表宫廷的官方历史，但其文本却是出自于宫廷内部某位权威人士之笔，而其他人则渴求知道他所说的内容，故而这是一部源自并传播“内部的信息”的著述。麦基特里克特对此的观点是，虽不能确定这篇文献就是在宫廷著就的，然而它却同宫廷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其编纂者对法兰克王国的中枢事务有非常清晰地了解把握。而且编纂者所秉持的是宫廷而非修道院的角度，故而此书是加罗林早期时代最接近“官方史书”的一部著述。而尼尔森和托马斯·诺贝尔（Thmas F. X. Noble）二人则将其视为一篇“半官方”（semi-official）的史料文献。 第二，原创性。 除了“官方”特征之外，还应对该文献另一个特性予以关注，即这是一部具有鲜明“原创性”特色的著述。以往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直到788年前后，这部年代记的词条都是从早期的所谓小年代记中汲取而来的，只不过它们也展示出了自己的观点。直到793年，该年代记的记述才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手的亲历记录。而在1921年，法国杰出学者路易·哈尔芬（Louis Halphen）提出，从768年始，这篇文献便成为具有一种“原创性”特质的著述。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支持。麦基特里克却对哈尔芬的主张持积极赞同的立场。她认为“那种认为这部年代记788年之前的词条缺乏原创性的传统观点是不够充分，难以成立的”，“而现在，我不仅要重新恢复哈尔芬的这一观点，而且还要将其时间提前到741年，即其原创性的著述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她还强调指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加罗林时代历史著述编纂大爆发中的一个部分，它以各种新近发展起来的史学体裁样式和对各种古老史学形式加以重新配置和吸纳，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记述”。“官修、官方”和“原创”两种特性相互结合，方使这篇文献成为加洛林时代早期最为重要的史乘。 第三，引领性。 随着编纂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的扩展，《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渐渐具备了权威性的地位，发挥出对其他大、小年代记著述和其他种类的史学著述的引领性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当时小年代记编纂的影响。哈尔芬曾提出，那些小年代记只是后世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缩写形式，40这一观点虽似乎有些过于武断，但却指出了这部文献的巨大影响力。麦基特里克指出，进入9世纪后，那些小年代记对这部文献的依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这些小年代记对各类事件的记载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记载的信息之间不尽相同的仅仅只有为数甚少的几处。这表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具有了一种史料来源的功用。法兰克境内各个不同文化中心曾出现过的众多所谓的“小年代记”，它们大部分的叙事在790年到806\7年之间停止了。罗杰·科林斯（Roger Collins）对此曾格外强调并指出，这种年代记编纂井喷式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方鼓励造成的，但是这些地方性的努力最终都让位于“最迟在807\808年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形式对历史记载的集中编纂”。也有学者提出：“这部年代记是早期中世纪史学的基石”。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各种抄本流布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加洛林帝国最西端的布列塔尼到最东端的巴伐利亚，遍及整个法兰克王国。其中最早的抄本从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就已开始。这种抄本系统如此众多，传播地域如此广泛，在加洛林时代各类著述的传播史中极为罕见。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这篇文献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作用提供了佐证。 其次，引领后续多部大年代记的编纂。作为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之首，这部单独成书的文献到829年因各种缘故戛然而止，然大年代记的编纂并未就此结束，反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和格局展开，形成了一种前后相承，多线展开的气象。具体说来，就是在西法兰克地区，它由《圣伯丁年代记》所接续，其时限为830至887年；在东法兰克，由《富尔达年代记》接续，该书最初到887年，后又延至901年。其他被划为大年代记的史书还有《克桑腾年代记》（The Annals of Xonten），该书延至873年；《圣瓦斯特年代记》（The Annals of Vaast），其时限为873至899年。尼尔森在对《圣伯丁年代记》一书成书背景、撰写人员等进行细密辨析时指出：“所有参与这部史著的纂修者们都认定自己是在赓续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开创的传统”。根据这一情形，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部记载该王朝前期军国大事的文献是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史著的开创者；同时，它又为后世各种大年代记之滥觞，引领它们分别记述西、中、东三个法兰克王国的史事，从而建构起一个独具风格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加洛林历史著述的叙事系统。 第四，对以后其他类型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作用。 作为加洛林王朝早期最具基础性的史料文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重要地位并不仅限于对年代记类史学著述编纂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其他类型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上。 例如，对尼特哈德的影响。尼特哈德所撰著的《历史》一书，是：“一部关于加洛林第二代皇帝虔诚者路易几位皇子之间战争状况最为重要的史料文献”，它“不仅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关于中世纪欧洲历史关键事件的史料文献，而且也是一部饶有趣味的甚至非同寻常的历史文学篇章。”在对这篇文献具备如此特质之缘由进行探究时，学术界一致认为除了其他因素、条件之外，就是身处王廷的尼特哈德对各种档案文献的了解和掌握。肖尔茨就明确指出，尼特哈德的著述“仰赖各种书面文献”使用了“大量的各种档案文献”，其中就包括《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一著述。 在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书写中，传记是一个获得极大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领域。当时史家笔下的传记丰富多彩，就记述对象而言，有帝王、皇亲国戚、教皇、主教等；就体裁而论，有散文、叙事诗歌、对话等。笔者认为若将诸种年代记类史乘记述的内容视为法兰克时代历史的骨骼，那么，各类人物传记的生动描述则是其血肉。而其中记载内容最为丰满，描绘手法最为多彩的就是9世纪期间分别出自爱因哈德、诺特克（Norker）、厄默尔德乌斯·尼格勒乌斯（Ermoldus Nigellus）、提甘（Thegan）以及“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等五位作家笔下的五部帝王传记。严格按照年代时序而言，这五部传记文献最早的当属在828年或829年间成书的爱因哈德的《查理皇帝传》和厄默尔德乌斯·尼格勒乌斯的诗歌体传纪《赞颂路易》（In Honor of Louis）；接着是835—838年期间提甘所撰写的《皇帝路易生平业绩》（Deeds of Emperor Louis）和840-841年之间“天文学家”的《皇帝路易传》（Life of Emperor Louis），最后是887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生平业绩》（Deeds of Emperor Charles the Great）。尽管它们分别产生在不同年代，撰写体例也有不同，然无论成书早晚，也不论传主为谁，在史料上都一定程度仰仗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2009年，《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传记五种》由美国著名的加洛林王朝史专家托马斯·诺贝尔教授迻译并正式出版刊行。在其为各篇传记所撰写的导论中，诺贝尔教授分别就它们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间的关系加以了梳理、阐释。 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莫里西（Robert Morrissey）教授是当今欧美学界法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在《查理曼与法兰西：一部千年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在近千年有关查理曼叙事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起到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作为ground zero（核心、焦点、基石）的功用。”“无论是从知名度还是对后世的解说的影响力而言，没有哪篇文献能够比与出自查理曼传记作者爱因哈德笔下的那部传记相媲美……”而”在撰写这部传记时，他肯定使用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著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814-829年这一部分记述，据麦基特里克特考证，是当时唯一的历史记述，故而具有极为特殊的史学价值。迈克·德·琼在论及“9世纪叙事”著述时则认为，“天文学家”撰写《皇帝路易传》就是以这段史料为基础。他指出：很清楚，这一部分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被接近当时的人们和下一代人们所全盘接受，被作为后世历史编纂的基石。正是这种类型的历史著述为虔诚者路易的传记作者提供了权威性的记载，从而使得它们被重新命名为“皇帝路易的业绩”。这些学者的论述都对麦基特里克特所提出的“这部年代记构成了一种对法兰克人及其君王强有力的赞美叙事……整个9世纪期间都可见得该文献的影响”的主张提供了论证、阐释和强有力的支持。 诗歌是9世纪加洛林社会对自身历史记述、情感表达的又一种方式。加洛林文艺复兴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诗歌创作。目前所收藏的加洛林时代诗歌作品中，除了宗教神学类之外，尚有许多专意赞美颂扬加洛林历代君王的诗作，而这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就是9世纪末萨克森地区诗人萨克索（the Poeta Saxo）所创作的一部六韵步体的长篇史诗《伟大皇帝查理的年代记》，该诗共五卷，长达70页。从卷一所记载的771年史事开篇，一直延续到卷五814年查理曼驾崩之时。虽然，萨克索以查理曼与萨克森人之间的关系为聚焦点，记述了数十年间查理曼的丰功伟业，可谓是体例独特，特色鲜明，但其描述所依据的史实，甚至时间框架皆来自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