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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名称 加洛林时代的各种文献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初并无自己的名称或题目。后人常常根据这些文献编撰的地点和发现这些文献的最初抄本或最主要、最完整的抄本等情况，对其加以命名。有的则是根据文献所记载内容来命名。如肖尔茨教授给这两篇文献合集冠以的称谓《加洛林编年史》就是如此。 文献学家们最早给Royal Frankish Annals这一文献冠以的名字是《大洛尔施年代记》（Annales Laurissensesmaiores）。这个名称主要突出地点要素。而到19世纪中叶，兰克对这部文献加以辨析，并判断其编撰地点绝非是洛尔施，而应当是在加洛林宫廷之内，因而具有浓厚的“官方史学”或“官修史学”特征。正是基于对兰克这种判断的服膺，西方学界遂一致将其改称为Annales regni Francorum。现代欧美学者也普遍对此观点予以接受。 Annales regni Francorum这一拉丁语称谓，在英语中可译为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或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就笔者所见，前者使用的较为普遍，后者罕见有人使用。国内学界在提及这篇文献时，也出现了两种译法，相当多的学者用《法兰克王室年代记》之名，也有一些学者用《法兰克王国年代记》一名。笔者以为这两种名称均可，但又感到这两种称谓似乎有些不够妥帖，未能确切将这篇文献的特征以及含义充分表达出来。因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的含义十分明确，在汉译时可径直译为《法兰克王国年代记》；而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则可有不止一种的汉语译法，当须仔细斟酌。从语法上看，这一名称既可译为《法兰克王室年代记》，也可译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二者均不为错。然从汉语译名的含义来看，二者所指又有所不同。前者是指一部：关于法兰克王室的年代记；而后者则是一部：由（加洛林）王室所编修的关于法兰克人历史的年代记。前者所突出的是这篇文献所记述的内容：法兰克王室；而后者则对修史主体和修史内容均加以言明，在凸显修史主体是（加洛林）王室的同时，也对修史内容做了交代，即法兰克或法兰克人史。故而，从语法、内涵和特征等多重角度考量，笔者认为将该文献译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要更为妥帖、确切。 （三）内容、体量和框架、结构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了741年到829年的史事，时段长达88年。除了751年与752年两年空缺之外，共计记载了86年的史事。期间先后经历了矮子丕平、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三代君王的统治时期。 从表面层次审视，该文献在书写内容与体量方面呈现出一个由简而繁的变异趋向。最初十余年的记载，极为简单，仅有寥寥数语，字数不过百余字。甚至有的年份仅有一句话，如741年、744年等。每年的叙事主题也往往单一。这种简陋的情形与往昔西方学界对年代记所予以的那些“低级评述”甚是相符。然随着年份推移，这部年代记的记载便渐渐充分起来，每年记述的篇幅也在不断增加扩展，主题也开始呈现出多元趋势，从而致使一种丰满、多彩的景观映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初始的简陋状况形成的缘故为何？又是什么缘故致使这种状况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观？笔者曾以为这或许是由不同编纂者的水平不同所致，因为学界业已基本考证出这部年代记是一部由多人集体接续编纂而成的；还曾以为这或许是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编纂者的学术水准，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获得了整体性提高之后使然；但这些猜测均无坚实理由可作为评判依据。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即该部年代记开始部分所存在的这种主题单一、话语简陋的状况，乃是当时的编纂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其根据为最初部分之所以单薄、简陋，是因为当时的编纂者意在勾勒出加洛林家族的基本脉络这一主旨所使然的。而且似乎他们认定对这些所记载内容的详情细节，当时的人们皆已熟知，或者方便从其他史乘中获得。因为《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卷四》（The Fourth Book of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等其他史著对这些年份的内容已有较为充分的记述，故不必也不需再做赘述，故而便有了这“亟笔走过”现象的出现。至于后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所添加的内容，也只是就原初版本所记述的主题做一些补充而已，基本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主题。查检《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一书，并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两相比对，自己的这一想法得以验证。《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一书所记述的年份到768年为止，而恰好此年之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述开始呈现出较为详尽的记述规模和一番新的气象。笔者以为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管之见。若有不妥，尚望方家不吝赐教。 再看该部年代记的叙事框架和结构。及至8世纪50、60年代之交，该年代记的每个年度的记载内容上见不到有何种框架、结构，其均为对该年所发生的某一个事件的记载，很少出现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事件的记述；也没有对君王行迹、朝廷中央或地方其它大事的记述。从759年，突然多出一笔，称“是年，国王丕平行幸隆利耶，在此庆贺圣诞节，并在瑞皮耶度过了复活节”。从此以降，三位君王在何处度过圣诞节和复活节，便成为了每个年度词条记述必备的内容。而自763年始，又出现了一个必定加以记载的新内容，即全国会议（the assembly）的召开，并对会议地点加以明确表述。从此，对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圣诞节与复活节”以及“全国会议”的记载，这三项内容构成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年度记述的三个要件。进而，此后每个年度词条的叙事结构也几乎都是建构在这三个要件之上。如此一来，一个相当完整的年代记叙事框架所必需的“时间”、“空间”和“人事”（即重大事件）等要素全然齐备，一种相对稳定的连贯内容框架和叙事结构也随之而形成了。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艾利耶（Stuart Airlie）就曾指出：“加洛林时代的各种年代记著述表面上看似是在使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叙述着一件接着一件简单的往事，然而实际上，这常常是精心编制的长篇叙事。进一步讲，在这种对各次宫廷旅行、各种集会和各次战争等等重复性的记述中，它们揭示出并强化了当时那个社会对王权深层结构的认识和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