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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祠祭供应 建文初，定孝陵每岁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圣旦、正旦、孟冬、两忌辰五小祭。此外，“国有大事，遣大臣祭告”(20)。孝陵奉祀事宜，由南京礼部、南京太常寺、孝陵祠祭署主持。《大明会典》载，凡南京陵寝等项祭祀，南京礼部“预行南京太常寺等衙门，各以时致祭”(21)。孝陵祠祭署则为太常寺下属机构，有奉祀一员、祀丞一员(22)。 孝陵奉祀典礼十分隆重。行礼者，即司香，为魏国公，“平常日进二膳，亦魏国陪祀，日必至之”(23)。其他文武官员陪祀，“不论忌辰吉祭，不限品级，不忌期功丧，文武官俱服浅淡色衣行礼。以三更一点为期，先于监礼御史等处报名进入，如先期不报，临期不至，及舆马擅入红门，听监礼官参究”(24)。 中元祭作为三大祭之一，为太牢致祭。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张岱往观孝陵中元祭，亲身体验了仪式氛围的庄重肃穆，然而供奉祭品却令其讶异。除牛、羊之外，其余“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冬瓜汤一瓯而已”(25)。然而这些祭品的办纳，却长期困扰着地方社会。 明代两京太常寺、光禄寺及内府所需牲畜、家禽，皆按定例派各府县办纳，或征本色、或征折色。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征收，都存在弊病。若以本色征收，户部则要发给饲料及人工费，而随着禽畜自身繁殖，饲养成本不断提高。嘉靖初，梁材曾指出尚膳监外鹅房的惊人浪费。该房“岁用荐新子鹅一十四，而所养鹅鸭多至四千二三百只，每只日支鹅粮三合、鸭粮二合，岁支户部杂粮多至三千七八百石。又有军士八十三名，不用差操，专一看养”。自嘉靖五年(1526)至八年(1529)，每年会派河间、保定、真定、大名四府办纳外鹅房杂粮，共银1420两。而奉先殿每年荐新子鹅、腌腊、鹅鸭蛋等，以市价计，仅值银26两6钱，“是一年所征足勾(够)五十余年买办”。而83名专职喂养鹅鸭军士，每年又要支米996石(26)。 而折色征收、佥商买办的方法则易造成商人的陪累。以北京太常寺为例，嘉靖年间定每岁用猪1000余口，由正阳门宣课司、张家湾宣课司、都税司、太仓银库共同解银，额定1400两，发猪户买办。后定、庆、德三陵修建、增添坟所，祭祀用猪增加，且猪肉价格亦不断上涨，猪户负担日重。太常寺多次题请户部增添猪价银，但仍不敷。崇祯时期，猪户司乾利等呈称，一应祭猪，每口以150斤为率，宰得净肉100斤，实得正价银、帮银共3.145两。而以市价计，猪肉100斤值银4两，则猪户垫赔0.85两，“总计一年正祭猪一千一百三十三口，又续添王妃祭猪七十口，用一口，有一口陪累，剜肉难医，安生无计”(27)。 与北京太常寺相比，南京太常寺年用祭祀牺牲有限，但猪羊抽分一事仍为地方痼疾。尽管北京已于嘉靖年间改抽分为佥商买办，南京太常寺却延续了明初定例：“南京太常寺、光禄寺衙门及陵寝岁时供应牺牲，例取于榷税，每猪三十口税一”，即本色抽(28)。 南京猪羊抽分在江东宣课司，并设有六畜场，由南京内守备衙门管抽。猪羊抽分最大的弊病在于，贩猪不及30口之商人，“须等候别商，计总而税，则留难抑勒且重苦之矣，是则奸弊之所由起也”。最令南都官员担忧的，是“佻儇无赖，往往鬻贩私猪，纠伙聚徒，越城吊入，持械冲击，无复顾忌，直以城垣为梯径。即直警人役，逻而得之，惧其党羽众多，莫敢谁何。南中在仕官每一聚谈，佥曰是渐不可长也，将来大有可虞者”。万历初，南京都察院陈王道等提议，不税商人之猪，“第责令屠户报名在官，每猪一口量纳税三分，官给小票，赴宣课司输纳”，南都“一日屠猪不下五六百口，税之所入不惟祭祀之用足以取给，而每年奇羡尚可赢一二千金也”(29)。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采纳。 万历三十五年(1607)，因抽分猪羊数少，派送不敷，该管抽分李御史呈堂议定，“遵照《大明会典》开载事例，南京光禄寺每月送猪三十五口，太常寺每年送猪二百一十四口，以供祭祀。其内官监、神宫监系口食猪只，每次酌量批派一二口”(30)。照此计算，每年抽分猪只，送太常寺、光禄寺、内官监、神宫监总计不到700口。然而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太常寺等衙门又称猪只数少，不敷祭祀。“随该管理抽分王御史呈堂议定”，将太常寺每年抽分祭猪由214口增至288口，增幅近35%。同时内官监、神宫监食用猪只抽分也提高至360口(31)。 在祠祭供应本该相当稳定的南京，猪羊抽分数额的不断增加实际反映了内府衙门的膨胀。这已不仅仅是南京太常寺或孝陵祠祭署的问题。正德之际，刘瑾等专权，“各衙门内臣、内使、长随等官纳贿之衅一启，求利之门横开，纷纭投托，日益增多”，南京“各监局有增至一二十员者，各库有增至十三四员者，各城门与龙江等关有增至十七八员者。……关局之抽盘有甚于抄捡，门禁之侵剥何殊于抢夺。人愈众而害愈增，曷有纪极”(32)。与上文谈及的利害关系一样，制度之漏洞与僵化、特权人群的逐利心态，对南京商民利益侵害至深。正如乔宇(1464-1531)所言：“进关使用横取于常，物价腾涌于市肆，商贾嗟怨于道途”，“扰害居民商贾，其弊有不可胜言者”(33)。然而文官的谏言难以改变现状。事实上，在外臣与内臣的权力角逐中，前者并不占居优势。这在孝陵卫权属之争中表现尤为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