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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陵戍卫 明代皇陵皆设卫所，且陵卫的性质比较特殊。《大明会典》记载，京畿地区除26亲军卫之外，各陵卫亦不属五军都督府(34)。由于天寿山为陵寝重地，明廷于此处设内外守备，即由天寿山守备太监与天寿山守备，又称昌平守备，共同管领各卫官军，护卫陵寝，操练军马，固守城池(35)。这就造成了北京“诸陵设卫，不隶都督府，亦不称亲军”的现象(36)。 在留都南京，孝陵卫却是17亲军卫之一(37)。就地理位置而言，北京诸皇陵位于昌平，距京城90里，而孝陵则密迩城区。若以皇陵八界，“二十里之内俱切系龙脉”计，南京城皆在陵区范围之内(38)，孝陵卫为亲军卫亦合乎情理。孝陵卫领5所，“原额五千七百有奇，盖以陵寝在于城外，守卫为难，故多设军士，以备缓急之用，非专供扫除栽种之役而已也”(39)。作为亲军卫，该卫军政事务当直达兵部。但孝陵卫既专为守陵而设，则与神宫监等内府衙门关系密切。加之明成祖曾有圣谕，称“孝陵卫他是奉祀祖先的卫分，今后不要别项差使他”(40)，故而奉祀官员往往借以为词，役使陵军，而南京兵部反而失去了提调权。 永乐迁都之后，南京营卫空虚，而掌管营卫的机构却依然十分庞杂。守备系统中有内外守备、协同守备及参赞机务(41)。此外又有“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一员，由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或右佥都御史任(42)。南都有限的营卫资源该如何分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正德十四年(1519)，南京守备成国公朱辅、守备太监黄伟、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乔宇甚至提议，“要于孝陵卫摘拨精壮余丁二千一百八十四名，每三丁朋合一丁，相兼现在旗军当差”，但被兵部尚书王琼否决(43)。 对于守备官及兵部尚书而言，地方武备力量主要体现在京营。南京“凡各营及操江官军，俱属奉勅管操武臣统领操练”，内外守备及参赞机务官阅视(44)。南京旧有三大营，名大教场、小教场、神机营，“操练官军，亦所以体例北京，拱护都城，而重祖宗根本之地”(45)。嘉靖末年，又设巡逻营，分防于南京各街巷要处，“一有警迹传哨，四路飞马赴之”(46)。三大营及巡逻营、新江口营官军皆来自卫所，是为旧营。万历末年，“大教场营见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场营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机营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逻游巡营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营兵止五千八百有奇”，“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47)。自嘉靖至崇祯时期，为应对倭乱、民变及北方边警，南京又设置了一批新营。在这一过程中，孝陵卫亦经历了几次变迁。 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乱紧急，南京左军都督府掌府事、丰润伯曹松受命专管孝陵防卫。或许是顾忌奉祀内臣，曹松未敢染指孝陵卫正军，而是题请于孝陵卫空闲舍余中选取3100余名，成立振武营(48)。而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徹却指出，“余丁皆业技艺货鬻以糊其口，今防守之役难以时计，而口粮之给止于开操。衣食且犹不充，岂能常川备御？是使精壮者百计规避，而徒以幼稚充数也”(49)。南京户部署印尚书孙应奎则提议，当从孝陵卫正军中选取2500名，令丰润伯曹松管领操练。若果照此施行，则孝陵卫正军几乎全部被改编至振武营，内府衙门将失去对陵卫的控制。 然而孝陵卫正军历年消耗，至此时现存仅1800余名，从正军中选取2500名成立振武营绝无可能。最终，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徹、户部尚书孙应奎做出妥协，从孝陵卫食量正军中选取500名、精壮余丁中选取2500名，顶补正军名数，专一食量差操。该营以1000军士为一枝，共分三枝，“每枝添委把总一员、卫总二员管理，听于附近大教场内，不拘旧规，设法训练，……遇有警即便分布把截，以遏侵犯，并不许奉祀内臣干预，亦不许指以栽种为名，妄行掣取”(50)。 振武营并非临时设置，《大明会典》中记载了其设立经过，“以后虽地方平宁，不许废撤”(51)。张时徹等人虽然动摇了奉祀官役使孝陵卫军的局面，但也付出了代价。将2500名余丁转为食量正军后，南京户部需支付军粮、工部需置买战鼓旗帜、兵部则“动支草场租银，每军给银一两”，备办常操什物。而由于孝陵地方不宜动土修筑墩堡，振武营仍于孝陵卫屯驻(52)，并未与旧卫完全分离。更重要的是，驻防城中的振武营后发动庚申(1580)兵变，导致时人对张时徹建营的非议(53)。 与此同时，奉祀内官亦不愿轻易放弃对孝陵卫的控制，面对南京兵部、都督府的挑战，他们也力图捍卫其管领卫军的合法性。嘉靖四十一年(1562)题准，孝陵卫正军500名，各专听神宫监差拨，其余丁1749名，仍行把总官统领，居常随营操练，有警专护陵寝，不许混同营兵一体调发(54)。至崇祯九年(1636)，流寇犯江北，南都震动。时守陵太监陈贵、魏国公徐弘基各疏请设营护陵，名神威营。后经兵部议覆，设军3000名，“统以参将一员，南兵部年中甄别，止令勋监二臣冬季察阅一次”(55)。这就意味着，此时孝陵卫戍部队已达三支：孝陵卫、振武营、神威营。其中振武营由武职统领，神威营由勋戚、守陵太监统领，而孝陵卫正军早已被瓜分殆尽。可以说，孝陵神宫监掌监与魏国公借时局动荡之机再次扩大了兵权。 崇祯十二年(1639)，李邦华任南京兵部尚书后不久，即上《南兵有名无实疏》，极言南京兵备空虚、兵部无权：“南都国初有军十二万，后以饷匮，裁为八万。乃八万之内，除守皇城陵差、内外城门、仓库、造作、水夫、运余、军伴、杂役与优养妇女、幼丁，及江北之浦口、池河二营，约共四万有奇。其在都城备操，不过四万，所谓根本重地，恃以捍御者，盖仅仅若此矣。”与此同时，营兵又为各衙门侵分，可供兵部调遣者愈分愈少(56)。 据李邦华奏疏，嘉靖三十四年设立的振武营，正军数量已由3000名降至1200名。而设立不久、为内臣统领的神威营却兵马充实，甚至比李邦华麾下的标营(57)人数还多。不仅如此，神威营“原止护陵，不奉调遣，无故每人本粮外，又月给防粮三斗，一年虚糜太仓一万一千石。又岁支兵部火药六千斤、铅弹四千二百斤，操赏银八百两，滥觞之极”。后李邦华“以陵上非放炮之地，守陵非演炮之理，裁其火药铅弹之数，该监甚恚”，兵部与神宫监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58)。 当是时，孝陵神宫监掌印为张其蕴，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由司礼监调南京神宫监(59)。崇祯十三年正月，孝陵卫参将杜学伸揭称，神宫监太监张其蕴、掌家翟用盗伐陵木，掘地伤龙脉。随后，李邦华与张其蕴相互攻讦。后者具疏，“谓杜学伸倚兵部为泰山也”，且指责李邦华克扣神威营火药枪弹。李邦华则反驳道：“若论职掌，则《会典》开载，孝陵卫食粮差操之军，委宫训练，不许奉祀内臣干预，又何待臣言？火药铅弹，臣虽具疏请酌，然未经奉旨之先，臣业移内守备，臣营营皆给，何独断神威一营？特以该监欲收全营于陵墙之内，故臣有‘谁敢向玄宫施枪’之语，乃反谓臣不问皇陵之安危。夫孝陵为高皇帝发祥之地，该监亦既知之矣，而木可伐、地可掘、枪炮可震、兵戈可过乎？该监之伐其木、掘其地、轰其炮、耀其兵之为，有安无危乎？”(60) 李邦华与张其蕴的斗争，以后者伏诛而告终。然而李邦华试图削减、遏制神威营的目的并未达成。张其蕴死后，马应辰于崇祯十四年调为孝陵神宫监掌印太监。履任不久，马应辰即在孝陵立禁约碑，碑文中明确写道，神宫监掌印“管领一卫五所官军，昼夜防守，不许偷安疏纵，违者治罪”(61)，正式宣布了对孝陵卫的管领权。尽管此时的孝陵卫早已不复“一卫五所”之规模，孝陵戍卫体系亦十分复杂，但这一表态仍可视为对南京兵部及守备系统的挑战，亦可见留都营卫制度之混乱。 崇祯十七年，北京沦陷，弘光帝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或许为了加强兵备，合神威营、振武营为一营，名神武营。由于资料欠缺，尚不清楚神武营是由内臣还是武臣督管。但孝陵戍卫体系的继续膨胀却是事实。神武营先以5000名为额，续又请增至6700余名，“不拘有妻无妻，一概给粮一石，加口粮三斗，所费不赀，实无所用”。南明弘光元年，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铎(1592-1652)条议兵马钱粮事，第一款即为“议裁防护神武营兵”。王铎指出：“夫兵以防护，孝陵关系最重，但防近不如防远，守陵全在守京。……查得孝陵防守，原用本卫军丁，听差军二千一百二十六名，宝城防守壮丁二百六十八名，余二千四百余名，散入在京各营寄操。至崇祯十年始立神威营，将各营寄操军共二千四百余名撤回孝陵操练。又设立振武营，撤回各卫守门军二千七百余名至孝陵操练。……今宜循旧制，专用孝陵卫军巡守，勿逾旧额，仍食卫粮，寄操军丁中有精壮，仍收入京营。至别卫各军，仍归原卫，照旧分六斗一石之例食卫粮，精壮者亦入京营操练，充六万之额，老弱者汰去，勿空糜升斗。”(62) 王铎提议裁撤神武营、恢复孝陵卫旧制，一切又回到原点。这也反映出自嘉靖以来，南京兵部官员与内臣就孝陵卫管领权的斗争，实未起到任何实际效果。随着时间推移，孝陵戍卫体系不断膨胀，官兵疏于操练、徒耗月粮，仅成为奉祀官任意差遣的军伍杂役而已。 有明一代，南京孝陵无论在规模还是日常事务的复杂性上，都无法与不断扩张的北京天寿山陵区同日而语。然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易分析的案例，一窥明代帝陵这一庞大机构内部复杂的运营机制。通过对孝陵营缮、奉祀及戍卫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围绕帝陵事务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及权力斗争。深究其故，造成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是制度混乱与监管缺失。对于孝陵神宫监、祠祭署与孝陵卫职掌，皆无会典则例可循，而实际事务的处理又分别涉及內臣、勋戚、文官、武职等不同部门，于是便出现了方枘圆凿、相互推诿、争抢资源等各种问题。制度史视角下的帝陵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制度设计的粗疏与僵化，以及行政体制内部的错综格局。而这一机构的运行成本，则是由中央财政与地方社会共同承担的。在孝陵一切相关采办、造作、人役方面，南京军民商户皆付出相应代价。这也体现出“都城”身份对明代南京城市生活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