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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权为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响亮的格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人们都以“同志”相称。 人民当家作主人，一定要以制度为保障，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作出明确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确定国名时，突出了“人民”这个名称，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同时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共中央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费孝通教授在《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中写道：“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我在1950年至1952年当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亲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什么稿子，畅所欲言，陈毅市长坐在下面听。代表们还投票选举了市长。这种情景在旧中国没有见过。 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城市，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并且进行以废除封建把头制度、推进管理民主化为中心的企业民主改革，使工人阶级成为工业企业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进行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在广大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消灭已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广大农民真正翻了身，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就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扫除障碍。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民众生活，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最关心的急迫问题放在工作极重要的地位。那时，在人民群众中呼声最强烈的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是物价又出现飞涨。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时，只隔了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物价开始大幅上涨。纱布、粮食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两倍以上，有的商品上涨到五六倍。抗战后期以来，物价是民众特别敏感的问题，人心开始浮动。这是关系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跟的大问题。政务院在陈云同志统一调度下，采取有效举措把物价基本平抑下来。民众在经历了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生活后，对一举平抑物价欢呼雀跃的心情，也许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毛泽东同志称赞道：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二是在城市，救济失业者成为民众极为关心的问题。旧中国留下了十分庞大的失业大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一部分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工厂倒闭，更增加了失业人数。上海1.3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1/4，失业者的生活极为困难。政务会议两次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建立起人民政权、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对于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法。”还提出了生产自救、还乡生产、发放救济金、转业训练、介绍就业等多种办法。到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得到救济的已达半数以上。 三是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当时绝大多数是水灾。1949年，全国被淹地区12156万亩，受灾民众4000万人。第二年，皖北连续7天大雨后淮河又大决口，津浦铁路两侧一片汪洋，被淹耕地3100万亩，受灾民众995万人，许多人挤在一块块高地甚至爬到树上求生。毛泽东同志在看到受灾民众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报告后，流下眼泪，并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说：“水灾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涝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这在当时是牵动全局的大动作。治理淮河工作全面展开后，很快就取得成效。 在旧社会，妇女遭受的压迫特别深重。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陋习。党和政府还以极大力量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废除娼妓制度；禁止吸食鸦片；消除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帮会；等等。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来共同完成。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确确实实是自己的政府。这种感觉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抬起头来，是国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这是新中国诞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现生机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动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