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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去殖民化运动(1948-1965年)、反种族隔离与反种族歧视运动(1955-1965年)之后全球范围内人权革命的第三波浪潮，基于对国家过去在民族建构和民族同化方面各种政策与策略的反思，推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法国和日本除外)转而实行文化多元主义路线，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们在处理国家与国内原住民人群以及历史地形成的“次国家”少数民族关系时，所采用的实际上就是各种形式的领土自治体制。这在过去一向被看作是“例外”或对“正常”国家的偏离；此处所谓“正常”的规范，是指法国那样的高度集权化国家，拥有不加区分的共和国公民权利的观念，以及单一的官方语言(19)。 正如已经有人指出过的，所有支持与赞同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都意味着对于早先那种统一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模式的拒绝。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旧的国家模式多“被视为属于某个支配的民族群体所有，后者利用国家来赋予它自身之认同、语言、历史、文化、文学、神话、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以特别的地位”。此种特别地位往往是通过日常形式的国家建构，即M.Billig所谓“不起眼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方式来暗中授受的。“公共机构和公共空间到处被打上特定民族的印记，经常在不受人注意或未被人们提及的情况下通行无阻，乃至大部分人们甚至从未察觉到它们的存在”(20)。 特别需要指出，早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兴起之前的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力不从心的熔炉》(Beyond the Melting Pot)一书，以其对大纽约市区内族裔关系的经典研究雄辩地揭示出，关于美国“熔炉”神话的最重要结论，是熔炉“并没有发生”(21)。它远远不足以将众多族群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熔合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该书初版35年之后，在《国际移民研究评论》杂志上刊登的一组评论，充分肯定本书对当时带经典性的同化理论的强烈挑战所具有的“划时代”学术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以“熔炉”作为“伟大美国梦”的时代业已终结。其中有一篇写道：“本书出版35年之后……在源源不断的移民潮流中未曾涌现出某种单一而统一的‘美国人’”(22)。尽管到20世纪后期，“美国梦”的口号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反而变得日益重要(23)，但它已完全与“熔炉”观念相脱离。 虽然民族或族裔的多样性在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仍然在两个方面有它自己很特殊的性格。内在于中国性之中的边疆诸特性，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现代国家都不大一样。现在先阐明中国边疆的最大部分，实乃位于内陆亚洲。基于这一事实，“中国性”之中就不能不包含诸多重要的内亚特性(24)。 内在于中国性之中的内亚诸元素，产生于中国的地理环境这一基础之中。内亚的概念与比它更早流行的中亚概念一样，其实没有十分明确的一致用法，而且都渊源于西方。但我以为概念的好坏，应该取决于它被用来说明问题时的有效性如何，而不应该根据它是出于中国还是出于外国来判断。 最便于理解的方式，或是从中亚概念里导出对内亚的界定来。若按国界来划分，亚洲可以分成包括中亚在内的六个部分。同时中亚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超国界的地理区域，除狭义中亚的五国外还包括阿富汗全部，以及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部分领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持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所言及的中亚，即以上述空间范围来界定。 由于乌拉尔山脉不构成严重的地理障碍，中亚的地形地貌特征大体从东面越过乌拉尔山继续向西延伸。于是中央亚洲就向西扩展为中央欧亚。与它的外圈曾孕育出四大古文明以及此后诸多大型的定居农耕文明，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不一样，内陆欧亚因为远离外海而被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所支配，同时也因为包含横跨欧亚的大草原而曾长时期为游牧民族所统治。即使把它的最北边界一直推到常年冰封的北冰洋沿岸，上述两大特征也没有改变。与欧亚大陆的“外圈”相对应，中央欧亚因此可以被看作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正因为如此，丹尼斯·塞诺尔把中央欧亚和内陆亚洲当作异名同义的两个地理名词(25)。 更准确地说起来，若在内陆欧亚范围内删除属于欧洲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内陆亚洲。内亚另一个共同的环境特征，是在差异很大的地层构造之上，它同时拥有规模惊人的地理上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沿同一纬线由东向西，你可以行走在长达八千到一万公里的同一自然环境带之内。先是北极圈附近的冻原地带，接着是沼泽密布的针叶林带，而后在森林草原带以南，从大兴安岭东侧起向西伸展、直到与匈牙利平原相衔接的，是起伏延绵的欧亚草原带。它从蒙古草原西连阿尔泰山南坡及天山北坡草原，又接通哈萨克斯坦草原、南俄草原，进入乌克兰草原。草原带以南是中纬度沙漠带。而另一方面，内亚地理上的多样性，则体现在沿经线自北向南的景观变迁中(26)。 有三根纬线，对理解内亚历史的空间结构尤为重要：沿北纬50度上下分布的，乃是草原带；从北纬50度到45度，是草原向半荒滩草原的过渡地带；从45度到40度线或更南，是从半荒滩草原进入沙漠绿洲区域的过渡带。自40度再往南，就逐渐从内亚南限过渡到伊朗和阿富汗高原了。那里有大片的热带-亚热带沙漠，还有以点缀在高山峡谷间的绿洲为人类主要生存环境的热带-亚热带荒漠草原。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理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自河西走廊向西，经过塔里木盆地进入“中亚低地”，人类处在十分相似的生存环境中。弗拉艾因此写道，从近东的伊朗直到中国甘肃省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大大小小的绿洲的历史。甚至像费尔干纳和伊犁河谷这样的盆地，也可以被描述为特别巨大的绿洲”。“无论如何，生活在一个绿洲里的感觉，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27)。 在内亚东端的中国疆域部分，我们也看见大体与此相似的空间结构：处于沿北纬50度线展开的草原带之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45度线南北的分别位于内蒙古和准噶尔盆地的半荒滩草原；沿40度线展开的塔里木沙漠绿洲区；再从40度往南逐渐进入青藏高原。所以自伊朗往东，内亚南部的边界还要继续下移到北纬35度线上下。而横亘于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戈壁与青藏高原相连，二者的东部边缘遂在内亚东端与东亚之间划出一道分隔线。这条分割线，最早是被拉铁摩尔发现的。他极其敏锐地把这条线以西的广大地域，称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于完全不同于特纳理论的卓越眼光，拉铁摩尔也曾选用frontier一词来称呼这一部分中国疆域。后者既有超乎其多样性之上的内部整体性，同时又属于体现着超越今日国界的更大整体性的自然区域之一部分(28)。这是我们丝毫不需要讳言的事实。国家的政治边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自然地理或诸如族群、语言、宗教、生计方式等其他人文地理性质的边界都犬牙相错而不保持一致。 看清这一点之后，人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加强国家认同的政策路径?这是摆放在所有多民族现代国家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29)。我们是否还能像民国时代的人们那样，试图通过扩展主体人群的语言、文化及民族认同，使之覆盖上述种种具有人文地理特殊性的边疆地区，强行迫使一国的政治边界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边界相重叠?这是一个绝不容含糊其词的方向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捍卫中国边疆的安全，既是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也不能不是捍卫边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为捍卫他们语言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所不能不有的那些正当权利，包括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真正和充分的政治权利在内。不久前夭折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表明，国际社会只会在一个民族遭受严重压迫的前提下，才会同情与支持它从所在国独立出来的要求和行动。为防止国家分裂而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要让国际社会以为某个民族在它的所在国受到了严重压迫，从而使其独立建国的诉求变得正当化。 内在于中国性之中的内亚诸元素，渊源于中国内亚疆土上的世居各民族的传统。传统不会僵死，而是随时代变化的。游牧生计在现代正在从生产方式演变为一种文化遗产。但曾被视为其本根所在的游牧文化的消亡，并不必定导致原先以游牧为其主要生计方式的那些民族的消亡。很多人把民族语言的消亡，直接等同于原先以那种语言为母语的那个民族的消亡。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当初赖以界定某个民族的那些文化特征随形势变迁逐渐衰落时，已经确定起自我与他者边界的那个民族，未必就会放弃自己业已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而会选择或“发明”另一些显示自我特殊性的文化标志，从而继续维持原有的族群边界。满语、骑射在清中叶的显著衰落，不但没有导致满族的消亡，反而促进了满族认同的建构过程。这样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与现实中并不少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