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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消亡呢?蒙古语和满语都曾具有第一官方语言的地位。元朝灭亡在先，蒙古语被保存下来；清亡后满语除在偏于一隅的伊犁萎缩为小众人群使用的锡伯语外，很快走向衰落，变成今日“满学”研究的对象。导致两者的历史命运完全不同的最关键性原因，在于满语失去了保持一种活的语言状态所必需的生存空间。如果一种语言在它作为活的语言的生存空间中不断受到挤压，逐渐衰退为仅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语言而存在，那么它离开灭亡就不会太久了。 我们究竟应该怀着遗憾、惋惜的心情，看着一个有几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日渐衰退为仅用于日常生活的功能不全的语言，甚或还要积极地推动它们的消亡，还是应当尽全力去保护这些语言的存续?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后者，那么我们今天的政策措施，是正在朝着这个目标靠近，还是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面对中国边疆的内亚特性，真的应当严肃思考：在我们所怀有的那些互相冲突的不同愿景中，哪个才真正具有正当性? 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另一个相当独特的性格，产生于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历史过程之中。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诞生都经由了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路径不同，现代中国则是在基本保留它在帝国时代的疆域版图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此种意义上，关于我国历史的标准叙事，至今把汉唐传统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框架描写为单独支撑起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国的国家建构模式，那是完全无视元、清等王朝划时代贡献的重大历史误解。这些特定历史因缘，要求国家治理更多更充分地考虑对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及其集体权利问题，更多更充分地考虑少数民族对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在内的自身传统的珍爱，以及他们面对这些传统正日渐衰亡而产生的正当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忧患情结。 国家认同只能建立在超越民族或族群认同的层面，而不必要、也不应该用来替代和遏制族群认同。在文化和族群背景相似的情形下，是什么使一个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或者一个华裔加拿大人和一个中国人具有完全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那主要取决于他们从集体行使各自国家的主权，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各自国家治理实践中所获得的被承认感、尊严感和主人翁感。这才是培育和滋养国家认同最重要的源泉。对于一国民众的共同历史的追溯，不可能取代上述重要源泉在激发国家认同方面所拥有的强大功能。 带着对于外部世界真实情况一知半解的认识，默克尔在2010年关于文化多元主义已在欧洲“彻底失败”的断言(30)，很容易被大多数中国学者看作是思考当前中国问题的一个最事关紧要的教训。他们误以为，随着体现上述思潮的政策设计在欧洲的终结，欧洲民族国家的“整合”方略，正在重回正统自由主义与共和派所持守的建构无差别公民性的立场，并据此把族裔身份重新纳入纯粹的私人领域，甚至于将国内政策扭回民族“同化”的方向。 实际情况是，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死亡”论一直喧嚣不已，文化多元主义在此前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发生任何动摇、更谈不上被颠覆。欧洲社会对于其内部“他者”的集体焦虑，其主要对象是战后迁入其境内的“新移民”。所谓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的危机，其基本性质乃是“新移民危机”。确实存在以“文明的反攻”为标帜的“新现实主义”思潮。它反对承认新移民以各不同群体的身份可以拥有某种集体权利，主张要把他们分别当作个体的人，用“无情”而“强硬”的“整合”政策对之实施同化。但即使是在移民问题上，从实际的政治与社会领域看，或从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行政治理层次看，文化多元主义“反弹”或“倒退”也是不平衡的。而如上所述，对“原住民”和历史形成的“次国家”少数民族的制度承认非但未曾被削弱，在荷兰、法国、德国和英国反而还有所推进。如今发达国家内人口在25万以上、已表明有自治意愿的聚居族群，几乎都已获得各种形式的自治权利。据此而言，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或“死亡”实在是一个被夸大的命题。以为世界又在走回到以促进国民同质化的强制措置来建构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那更是一种带有致命危险的错觉。 中国到底可以从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性“终止”局面中学到一些什么?需要防止对这个问题给出过于轻率的回答。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各民族在建设现代国家的共同努力中相互融合的过程理解为就是从多到一的过程。我们不应该试图用已赋予每个公民以自由与平等的个人权利为理由，以之取代和否定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我们也不应该在对少数民族理应具有的集体权利“去政治化”或者对它作泛文化解释的旗号下，否定他们原已获得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善待少数民族，实际上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令人怀念不已的费孝通教授曾讲过的话，我以为就可以用来作为中国边疆治理的根本宗旨。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