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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学科结合过程中显现出的分歧性 在当前学科门类愈分愈细的背景下，建立在多学科结合基础上的考古学学术实践已屡见不鲜，“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为典型例证。就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而言，也自不例外。从根源上来看，其首先是历史学（指文献史学，下同）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学传统使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献记载深信不疑。这一状况在20世纪初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打破，此后“信古”与“疑古”两种理念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的主旋律。客观来看，古史辨派一方面破除了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旧史学传统、开启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纪元，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上古史真空化、面临着如何重建上古史的困境。对此，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李玄伯业已指出：“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然而时值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期，如何通过考古学来重建古史也尚在摸索之中。 1926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南部进行考察，由于这一区域保留着较多尧、舜及夏王朝传说，因此循着它们去探求这些古代君王和王朝的遗迹，构成了李济此次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揭开了中国学者借助文献记载或传说所提示的线索开展考古调查的先河，而其中所蕴含的“信古”精神，也应有所本：一方面首先是因为中国古代发达的文献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甲骨文的成功释读且印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靠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传统的可靠性。此后始于1928年的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那么能否从考古学上确认夏文明，自然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考古发现，学界先后出现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等提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就十分容易理解为何在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之初，发掘者就对其古史属性尤为关注的原因之所在。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背景与经过则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得益于徐旭生对文献中夏代所秉持的肯定态度，才有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之行，二里头遗址随即进入学界视野。又由于调查者认为该遗址为商代早期且规模大、内涵丰富，同时又与文献中汤都西亳的地望相符，因而推测其为汤都西亳也自在情理之中。此次调查被学界视为有目的有计划探索夏文化的开始，虽以踏查“夏墟”为目的，然而却发现了可能为汤之“西亳”的二里头遗址，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但这无疑提示学界，按照文献记载提示的线索来开展田野调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随即引发了相关单位在豫西、晋南等地区开展以探索夏文化为主题的田野调查的浪潮。 由此观之，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根植于中国古代发达的历史学传统与中国近百年以来史学研究的沃土之中，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必然趋势。然而“信古”与“疑古”并不足以说明当下的研究现状。前述表明，并无学者否认文献中关于夏、商王朝存在的记载，相反都是在“信”或无法确认其有无的认知前提下开展讨论。显然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信与疑、承认或否定，而是在现有情况下，原史时期24考古学文化能否或如何与历史学相结合，以及对待相关学术结论的态度。 就前者而言，多数学者认为考古遗存能够通过时空对证、文化比较等方法与文献中的古老王朝或族群进行对应。然而一些学者对这种简单或过早的类似对号入座式的研究表示不满，如陈淳先生直言尽管“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如何看待和采用后世追述的记载是今天学者做研究时必须严谨面对的问题、“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文献与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何况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没有或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罗泰认为考古学家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精确、系统地研究历史文献的特点，同时强调“考古学家往往缺乏充分的文献研究训练，所以考古学家包括一些很伟大的考古学家使用文献的方式常常不是很地道，很容易犯大错误，所以我也不主张过早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从后者来看，在尚无确证的情况下，当前的“主流共识”究竟是“唯一解”？还是“最优解”？在相关研究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相关“非主流共识”真的不存在合理性？朱凤瀚先生强调，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学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相结合，得出的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同时强调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还应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非定论。针对孙庆伟先生近来关于“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的研究，陈淳先生评价到：“这种立足于并不证伪的‘二重证据法’之上的夏代‘信史’重建，并非科学论断，而只是作者主观的一家之言而已。虽然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认识，但是科学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真理。” 此外，涉及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另一重要学科是年代学，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碳十四测年等技术测定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二是从文献出发推算古代早期王朝的始年、终年、积年乃至各王在位的时间，这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同时还涉及到天文学。审视年代学在此议题中的应用，将为我们理解多学科相结合与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更为直观的视角。 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历经变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认为是1900BC-1500BC；《简本》给出的数据是1880BC-1521BC；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给出的最新数据则是1750BC-1530BC。显而易见，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测年数据不断被压缩，上限不断被下拉。测年专家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三次测年数据并无问题，最新测年数据是采用系列样品方法及在此基础上将所得到的大量数据做长系列拟合的结果，其较之以往更加精确、误差变小。作为论证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的参考证据之一，上述变动自然会引发诸多争议。这首先表现为对新测年数据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同时在具体研究中也存在明显的分化。但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争议的核心并非在于测年数据，而是对夏商年表的不同认识及其与前者之间的对应问题。 依据《简本》，商代的基本年代框架为1600BC-1046BC，将最新测年数据与之对应，得出二里头文化后期进入商代的认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率先源自测年专家，他们提示到：“假如历史上夏商年代的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洛达庙文化中、晚期还能都是夏代文化吗？郑州商城还能是汤亳吗？如果商朝是从二里冈文化开始的，那么目前测出的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500多年。因为商后期八代十二王，商前期是十代十九王。现盘庚以前的商朝只有200年，比商后期的年代还短，这与历史文献不合。加之目前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得到的武王克商年而建立的年代学体系，相对来说年代较晚，盘庚迁殷的年代已不大可能晚于公元前1300年，所以将商的开始推定于公元1600年再不可能有大的出入”、“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与年代测定，二里冈文化不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然而对《简本》所公布的夏商年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历来不乏其人。刘绪先生较早就指出考古学文化编年与14C测年数据之间存在若干问题，认为“商代起始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的估定偏早，依此上推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必然也会偏早”；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文献中记载的夏王世系与夏代积年471年之说并不匹配，即存在每世夏王在位时间过长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夏代471年有误。 循着这一思路，却存在两组差异较大的夏商年表：一是贾洪波先生认为商代的积年应为555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1945年，这一推算与《简本》有同有异。二是魏继印先生将商代积年推算为490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530年前后，夏代始年为公元前1900年前后，这一认识与《简本》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但二者皆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此外张富祥先生从传世文献出发，围绕着《竹书纪年》对夏、商、周三代年代学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商代始于公元前1535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1968年，这一推测与前两者有同有异，而与《简本》存在较大差异。 要之，探索二里头文化的古史属性，不仅是多学科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普遍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但对于是否或如何运用这一方法，学界却歧见纷呈，其中既有具体观点上的不同，又存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