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美国政府与日元汇率的最终确定 1948年秋，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于美国而言并不乐观。苏联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发强硬，中国内战打乱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部署，这促使美国加紧调整远东战略，转变对日占领目标，促使其经济自立。但在与之攸关的日元汇率问题上，军方虽暂时得势，但盟总继续面临着国务院要求设定商业汇率的压力，两方的矛盾仍然无法调和。1948年7月中旬，麦克阿瑟称，“若国内有意制定单一汇率，请总统或陆军部长下命令”，(88)表明了拒绝商业汇率的态度。同时，日本的形势也不乐观。首先，由于缺乏日元商业汇率，日本经济复兴仍然无从谈起。军用汇率水平虽然得到调整，但贸易领域仍然由盟总实施多重汇率。(89)获得日元的唯一合法途径是以外国货币从盟总购买或通过盟总授权的外国商业银行汇款，(90)这无论对公司还是个人来说都极为不便。其次，日本与世界经济的重新融合也因其商业汇率的缺失而停滞。美国积极构筑自由贸易体系，希望日本受惠其中。1948年8月，美国提议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将其平等纳入自由贸易体系，遭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除非日本已经确定单一汇率，否则无法谈及最惠国待遇问题。(91)再次，日本经济状况也迫使美国加快政策调整的步伐。1948年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4年的40％，对外贸易只及战前水平的20％，货币流通量更是比1946年增加十余倍。(92)由于购买稻米，日本政府的开支更为巨大，导致10月下旬纸币发行量大增，10月底已超过2，795亿日元，12月底为3，552亿日元，平均月增62％。对此，美国提出加强对日本的救济，提供更多的复兴资金，以创造尽早确定日元汇率的条件，从而对日本平衡预算产生决定性作用。(93) 面对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之间的冲突，美国政府最高层很快介入。1948年10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NSC13/2文件，正式实施支持日本复兴和促进日本自立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陆军部表现复杂。一方面，陆军部副部长小德雷珀与凯南迅速制定具体方案，指令盟总加速停止经济民主化改革，实施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出口最大化，建立日元单一汇率，放弃多重汇率体系。这遭到麦克阿瑟的极力反对。麦克阿瑟甚至不顾他已摆脱远东委员会约束的事实，声称这与远东委员会指令相悖。(94)陆军部为此数次与盟总沟通，厘清盟总在执行NSC13/2文件上的责任，强调麦克阿瑟需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95)另一方面，小德雷珀私下里仍与麦克阿瑟保持一致，认为商业汇率的确定需要以日本经济的稳定为基础，但所需时间同以往的认识相比大大缩短。由此可见，美国军方转变了策略，主张实施商业汇率的同时，亦主张赋予盟总必要的权力，这是在总统介入的情况下所做的巧妙安排，为麦克阿瑟的施政留下退路。 陆军部对商业汇率的表态得到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的全力支持。(96)1948年12月中旬，为确保麦克阿瑟执行命令，美国政府向盟总发布临时指令，实施《经济安定九原则》，欲在三个月内稳定日本经济，从而为引入正式汇率做好准备。(97)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不得不转变态度，认为经济稳定已经成为“盟国占领日本的主要目标”，日本经济复兴仅次于美国的安全利益，(98)从而接受了NSC13/2文件的精神，为日元单一汇率的确定扫清障碍。 确定日元汇率，结束日本经济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是《经济安定九原则》的重要目标。尽管日本国内不乏批评声，认为单一汇率会损害日本中小出口商的利益，(99)但盟总还是照章执行，再次表明日本在汇率决策上无法发挥影响。1949年1月，盟总外贸商务处调研后认为，若出于“政治原因”需要近期确定日元汇率，倾向于330∶1。(100)这一结论得到马夸特和道奇的赞同。(101)道奇认为，此时确定日元汇率已经不再是问题，重要的是其它两点：其一，新汇率确定后需要能够坚守，日本不宜频繁调整汇率；其二，新汇率应能适当压缩进口，又能刺激出口，从而制止通货膨胀。(102)为了准备实施商业汇率，从1949年2月起，盟总将日元对美元比价上限控制在450∶1，4月1日起调整为420∶1，向单一汇率靠拢，4月2日率先在纺织品领域实施330∶1的汇率，5天以后进口领域几乎全部应用了这一汇率。(103)这一数字与军用汇率保持着合理的差距，遵循了美国国务院的一贯主张。盟总还要求美国政府授权，即1949年4月1日或其后时机成熟时设定日元商业汇率为330∶1，新汇率在上下浮动10％以内时无须与美国政府协商。在盟总的规划下，该汇率将取代军用汇率，应用于占领军官方核算、军人及其家属生活开销支付、经其批准的对外贸易和外汇交易等。(104)麦克阿瑟基本上是按照拉尔夫·扬使团的建议撰写电文。这表明，他确实放弃了此前在日元汇率上的立场，只是希望在妥协之后仍然保留一定的权力。 全国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盟总电文，发现盟总的要求并不合理。首先，针对1949年4月1日设立商业汇率的提议，盟总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因而无法得知该汇率水平是否合适。与1948年6月使团建议尽早于1948年8月15日到10月1日之间适用的汇率水平相比，盟总的提议高估了日元价值。其次，盟总称高于330∶1的汇率会扰乱现有价格和工资结构，如果通过提高政府补贴来抵销影响，则会使第二年平衡预算的努力功亏一篑，但盟总拟议汇率水平并无任何应对价格上涨的空间。根据现有计划，日本需要保持出口增长，那么，在出口商品的单位消耗方面，很有可能会出现急速的、大规模的调整。最后，确定日元商业汇率是美国政府对外金融政策的既定目标，未来需要调整汇率时，应将引起调整的因素提交全国咨询委员会审议。这基本上反映了国务院的主张，在其支持下，全国咨询委员会参谋委员会认为，将盟总的拟议汇率提高10％是合适的。(105)在此基础上，全国咨询委员会同意盟总的主张，即日元商业汇率适用于对外贸易和外汇交易，亦涵盖此前军用汇率的适用范围。日元商业汇率将成为单一汇率。 针对汇率水平及其调整程序，全国咨询委员会提出两套方案供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参考。实际上，由于国务卿本就是全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方案主要是供陆军部考虑。第一套方案是汇率应在1949年4月1日或其后尽可能早的时间内生效，委员会接受盟总330∶1的提议，但强烈建议实施360∶1的汇率；任何针对初始汇率的改变都需提交全国咨询委员会审议。第二套方案是汇率生效时间同前，委员会接受盟总330-360∶1的提议；任何针对初始汇率大于10％的改变都需提交全国咨询委员会审议。(106)第一套方案保证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汇率问题的绝对控制权，盟总不可能保有任何权力。国务院、美联储、商务部和财政部强烈主张选择该方案，但做出部分妥协，即保证全国咨询委员会将对盟总调整汇率的请求给予迅速审议。第二套方案接近于盟总的主张，陆军部对此方案极为赞同，但独木难支。 1949年3月29日，全国咨询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第一套方案。对此，国务院与陆军部的反应可谓殊途同归。一方面，国务院担心陆军部再生事端，要求在正式授权盟总的电文内容中强调“国务院强烈建议实施360日元等于1美元的汇率”，否则拒绝通过授权电文；(107)另一方面，陆军部遗憾没有为盟总争取到调整汇率的权力以及守住330∶1的汇率，将选择权交给盟总，但相信该决议“已经赋予盟总必要的权力”，(108)因此不再反对国务院的要求，从而在美国政府层面就汇率水平达成一致。盟总方面，道奇立即予以认可，认为以360∶1取代330∶1汇率，将进一步推动日本增加出口并刺激内需。(109)4月3日，盟总回电表示，“鉴于华盛顿的强烈建议”，接受全国咨询委员会的推荐汇率，(110)至此，日元商业汇率的确定再无障碍。4月23日，盟总命令日本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于1949年4月25日1时实施360：1的官方汇率，其他外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美元价格与日元进行兑换，官方汇率适用于所有对外贸易和外汇交易，包含目前军用汇率涵盖的范围。(111)从此，日元军用汇率及对外贸易领域的多重汇率体系成为历史。 1949年春，由于远东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到了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亦不再与麦克阿瑟讨价还价，直接以临时指令的方式加速确定日元商业汇率。在陆军部的支持下，麦克阿瑟不甘于充当政策执行者，欲通过军用汇率与多重汇率并存的方式继续掌控日本经济事务，借机摆脱美国国务院的遥控，增强军方在日本事务上的发言权。殊不知，在冷战大格局下，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中并没有为盟总预留这一权力。而陆军部的做法更值得玩味。一方面它没有违背美国政府的大方针，多次声明支持设定日元汇率；另一方面欲在汇率问题上为盟总争取更大的权力，尽量减少国务院在该问题上对盟总的束缚，因而在日元汇率问题上表现暧昧。面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大局，它实际上无力实现上述目标，不得不支持国务院的决策。从结果看，取代了多重汇率体系的日元商业汇率并没有与军用汇率并存，而是后者并入前者，形成单一的日元汇率。这标志着美国军方与国务院在远东战略调整问题上结束了对立，扶持日本复兴成为美国上下一致的目标。 日元汇率的确定为日本打下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复兴的基础，对此日本社会整体持欢迎态度。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只有单一汇率才能稳定经济和发展出口。(112)经济安定本部称新汇率将帮助日本实现新财年80％的出口目标，并促进日本旅游业的发展。商人们感到欣喜(他们本以为是330∶1)，称这是日本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第一步。(113)从短期看，1949年4月到10月，日本农林渔业产品出口稳步增长30％以上，工业产品出口虽有下滑，但盟总认为不是大问题。一方面，固定汇率公布后，一些合同被取消，且同期世界市场形势不佳；另一方面，出口出现下降的产品过去多处于强势汇率下，需要时间进行调整，相反处境下的商品如瓷器、交通设备和自行车等出口则有所上升，纸张、橡胶和玩具等则出现显著上升，日本整体出口量是1948年同期的两倍多。(114)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逐渐回归稳定状态，通胀受到控制的远景也得以显现。(115)日元汇率在1949年9月英镑贬值时保持了坚挺，稳定了世人对于日元的信心，促进了日本与国外市场的贸易联系。从长远看，日元单一汇率的确定简化了对外贸易和国际货运程序，让日本人出国旅行和开设海外分部更为容易，日本生产成本相对下降，刺激了生产者和出口商的热情。(116)日元汇率的确定也为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了条件，这些都为日本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从深层次看，日元汇率的演变既反映了美国远东战略的变迁，也是调整中的关键内容之一。这一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占领之前，美国国务院吸收了占领意德等国的经验，谨慎地确定日元军用汇率，旨在确保日本经济走出崩溃状态，以顺利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其次，占领初期，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总数次要求大幅调整军用汇率，但国务院行动缓慢，这并非置占领军的士气和生活于不顾，而是需要首先确保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利于执行投降条款。再次，当远东局势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后，国务院对占领目标进行战略调整，积极推动日本经济自立，尽快确定日元商业汇率。而盟总仅从改造日本的角度出发，不仅无视冷战的发生，反而欲扩大其在日本事务上的权力，并得到陆军部的支持。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严重对立，前者在日元汇率问题上一度取得优势地位。最后，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介入下，麦克阿瑟被迫放弃己见，按国务院的部署确定日元汇率，从而以实际行动支持日本经济自立，在实践层面助力美国远东战略的转变。为了确保这一转变的实现，美国政府控制日元汇率至1950年初，日本政府接手日元汇率后，仍需美国同意才能改变汇率。(117) 在世界由大战向冷战转换的大格局下，日元汇率的确定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和艰苦的博弈。影响美国确定日元汇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复兴的需要、占领军士气与生活水平的维持等。美国国务院没有单纯从经济得失的角度考虑该问题，而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予以把握，盟总仅从占领及改造日本的角度考虑汇率问题，这是造成国务院与军方在日元汇率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国务院的主导下，日元军用汇率及多重汇率均是临时方案，从来都不是政策重点。国务院所重视的日元商业汇率不仅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复兴密切相关，更与美国的冷战战略相关。其最终确定虽然经历了诸多波折，但国务院表现得审慎而又坚定，确保了调整和确定汇率的权力始终掌握在以其为中心的文官部门，并与美国远东战略相适应，从而得到了总统杜鲁门的支持。这也是国务院在日元汇率决策中胜过陆军部和盟总的主要原因。(11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占领任务的盟总和陆军部最终接受国务院的日元汇率方案，废除多重汇率体系，将军用汇率合并于商业汇率之中，在日本经济自立问题上支持美国政府的重大决定，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