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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乡论是乡里社会的民间舆论。源于先秦，发展于西汉，鼎盛于东汉，转折于汉魏之际。除了秦统一后的短暂时期外，乡论与国家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先秦至汉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征。西周贵族制下的国人议政是乡论的萌芽，春秋战国乡论在国家政治秩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两汉政府对乡论高度重视，以儒家思想改造乡论，注重影响或干预乡论的发展方向，采取多种方式将其纳入国家秩序，并与察举制相结合，使乡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这一作用在东汉表现得尤为充分。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乡论也会出现失控状况，沦为某些社会阶层手中的工具，演变为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力量。 关 键 词：乡论/国家秩序/民间舆论/汉魏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历史全视角下的‘中国特色’问题研究”(2016MZD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乡论是乡里民间舆论的概括，因其发生地属于广义上的乡里范围，故被称为乡论。①“乡论”一词尽管出现在东汉后期，且在当时特定政治生态下体现为以人物评论为主旨的议论，但这只是乡论演变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并不能涵盖乡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与内涵，比如西周春秋的国人议政、周秦之际的“巷议”以及两汉的乡谣俚语等。本文即以“民间舆论”为视角，以“乡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先秦至汉魏之际乡论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国家关系互动中的若干问题。重点揭示这一长时段过程中，关于人物评论为主体的乡论起源及其演变特点，以及这种演变所体现的乡里民间舆论与国家秩序的关系。限于篇幅和研究时段，本文并不涉及乡论研究的所有问题。 一、“乡论”释义与乡论的研究 “乡论”一词始见于《后汉书·陈寔列传》： (寔)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② 这段文字记载了颍川太守高伦、功曹陈寔因用吏问题而在郡中引起非议之事。按汉代太守有自辟属吏之权，故侯览有此之托。因为侯览的权势，高伦将此人安排为郡文学掾。汉代吏例用本地人，故侯览所托之人必为颍川人。陈寔认为此人不宜为吏，但中常侍侯览所托之人又不可不用，于是身为功曹的陈寔为了不使太守蒙尘，又不得罪侯览，密持高伦已经发出的“教”(檄)见伦，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并以功曹的身份“于外白署”了这位“非其人”者为吏，③结果引发了乡论“怪其非举”的负面评价。 乡论，顾名思义，即乡里地方的民间舆论。此处“怪其非举”的“乡论”一词，不见于以往传世和出土文献。从本文文意看，乡论的发出者当是文中所云的郡中“士大夫”、“众人”、“议者”等，可以确定“怪其非举”的议论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自于民间的舆论不仅对郡府用人可以议论，而且对被议者的声誉也有很大影响。正因如此，身为功曹的陈寔，为保护太守免受乡论之议，不惜自损声誉，揽过于己。而太守高伦离任前，又特意在送别之时向郡中士大夫说明事情的原委，为陈寔平息这种负面的乡论。二人均用心良苦，反映出乡论的巨大力量。 “乡论”一词出现后，频为援用于概括两汉的民间舆论。《晋书·卫瓘传》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④卫瓘所说的“其始造也”，是指九品中正制创设初期关于乡里人物的评论。卫瓘认为，九品中正制初期的“乡邑清议”犹有“乡论余风”，指的就是汉代乡论的余风。又顾炎武《日知录·清议》条云：“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⑤所谓“论定于乡而民不犯”，也是指乡论在汉代选举中曾经发生的作用。他们将乡论与清议并称，来概括整个两汉乡里那些“褒贬”、“劝励”人物的言论。可见，“乡论”一词虽出现于东汉后期，但在后代人看来，乡论并非仅存在于东汉后期，而是广泛存在于两汉整个“乡举里选”的历史过程中，并与清议关系密切。⑥这说明，乡论本身构成了一个长时段的、特定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关于乡论，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增渊龙夫、堀敏一、中村圭尔、东晋次等都进行过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内容涉及乡论的主体、地域空间、内涵性质等问题。如川胜义雄不仅作出了乡论属于“民间舆论”的概念定义，而且对“乡”的范围也提出了看法。他指出：“‘乡’显示的范围并非那么明确。乡村或县一级单位的舆论固然是‘乡论’，在更为广阔的地区，如包含数县的郡一级，其舆论也可称作‘乡论’，此后进一步扩大到州，此时形成的舆论也可视为‘乡论’。也就是说，‘乡论’实际上是针对民间舆论的一个较笼统的称呼，在那里，根据舆论形成地域的规模大小，舆论犹如圆圈一样重叠在了一起。”他以田畴的案例提出了乡论的“重层”结构和乡与县、郡(州)、中央三级乡论模式。这种研究对我们把握“乡论”的概念非常有启发。不过川胜先生及其他日本学者尽管注意到汉末乡论是“在各地逐渐生成”⑦的，是在“沿袭前汉以来民众的政治批判”基础上形成的，⑧但核心仍然将“乡论”与“清议”或地方豪族、六朝贵族制社会紧密相连，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魏晋及以后，而没有向前作更长时段的考察，这是受其贵族制理论、豪族共同体学说限定的。中国学者关注乡论者不多。仇鹿鸣在考察司马氏兴起的地域背景时，部分牵涉到乡论问题，指出“乡里评论是汉末清议的基础”，⑨似乎将“乡论”与“清议”作了一定的阶段性区分。李济沧在《东晋贵族政治史论》⑩一书第一编第一章中，就乡论与六朝贵族的本源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仍然放在六朝贵族制的大背景下，但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已经部分突破了贵族制理论的局限，开始探讨乡论本身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也有学者从社会舆论与谣言的角度涉及乡论的部分内容。如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一文中的“舆论监督与国家选官取士”、“社会舆论与王朝兴替”部分，(11)吕宗力《汉代的谣言》一书。(12) 中外学者关于乡论研究的主要成绩，在于揭示出乡论这一历史现象及其与六朝社会的关系，揭示出乡论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形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对探讨六朝社会性质十分有益。然而，上述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一是没有将乡论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没有揭示出东汉后期出现的乡论与之前地方民间舆论传统的关系；二是没有探讨六朝之前乡论的存在状况及其阶段性特征与发展演变；三是没有系统揭示先秦至汉魏乡论演变与国家秩序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