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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川胜义雄认为：“所谓乡论，当然是各地的舆论，再具体地说，就是在各地进行的人物评论，主要是甄别、支持当地的贤者、有德者。”他又认为：“‘乡论’实际上是针对民间舆论的一个较笼统的称呼。”(《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②《后汉书》卷62《陈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5-2066页。 ③关于“于外白署”，是指不经太守而自署吏。不经太守而能自署，说明功曹有独立的选举权力。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4-575页；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④《晋书》卷36《卫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8页。 ⑤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0页。 ⑥孙立涛在《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清议”一词大概出现在魏晋时期，但“清议传统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汉代得以发扬”。他还考察了“清议”的主体、渊源及汉代、魏晋清议的内涵。本文赞同他的基本看法，但是乡论和清议还是有区别。尽管清浊之分早已有之，但清议还是有其特定的时间内涵，主要还是在东汉后期，乡论的范围则更为广泛。 ⑦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43、45-46页。 ⑧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593页。 ⑨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⑩李济沧：《东晋贵族政治史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11)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 (12)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据记载，早在传说时代，个人品格就受到舆论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对人物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世谓”、“天下谓”等，即是对当时人物的一种评论。这些尚属传说，难以实证，故不纳入本文乡论的考察范围。 (14)徐鸿修指出：“‘国人’对朝政施加影响，最常见的方式是运用舆论褒贬当局。”(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这种舆论除去其发出者的身份与后世不同外，已颇似于乡论。 (15)郝铁川还列举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定公八年、襄公元年，晋国、卫国、陈国“朝国人”、“询立君”、“询国危”的实例。参见郝铁川：《周代国家政权研究》，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5页。 (16)参见林甘泉：《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53页。 (17)参见卜宪群：《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8)《史记》卷46《田仲敬完世家》，第1883页。 (19)《史记》卷71《樗里子列传》，第2307、2310页。 (20)《史记》卷73《白起列传》，第2337页。 (21)生活在战国中期的齐威王听取邹忌意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其中“谤议于市朝”即民间舆论，至少齐威王还认为这种“谤议”是有益于政治的。 (22)《史记》卷65《吴起列传》，第2165页。 (23)《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第2355页。 (24)《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1页。 (25)《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6页。 (26)《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2705页。 (2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2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29)《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62页。 (30)《汉书》卷51《路温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69页。 (3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9页。 (32)《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0页。 (33)《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48页。 (3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8页。 (35)《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 (36)裴骃：《史记集解》引李奇注，《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 (37)《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第2051-2052页。赵凯指出：“正是由于乡评里议形成的个人口碑影响着当事人的政治前途，一些居心不良之人有时会制造、传播此类舆论，攻击他人。”(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并举陈平投靠刘邦后受到重用，周勃、灌婴之属以“盗嫂”、“偷金”诸事陷害之，果然引起了刘邦怀疑的例子加以说明。 (38)《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44页。 (39)岳麓秦简199/1165：“·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亲弟(悌)兹(慈)爱，居邑里长老  (率)黔首为善，有如此者，牒书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40)《汉书》卷2《惠帝纪》，第90页。 (41)《汉书》卷3《高后纪》，第96页。 (42)《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33页。 (43)《汉书》卷4《文帝纪》，第116、127页。 (44)《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0页。 (45)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3-85页。 (46)关于“四科”的性质，史家尚有不同认识，或曰察举标准，或曰征辟标准。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 (47)《续汉书》志24《百官一》注引《汉官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59页。 (48)《汉书》卷8《宣帝纪》，第250页。 (49)《汉书》卷50《冯唐传》，第2312页。 (50)《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第2671页。 (51)《汉书》卷76《赵广汉传》，第3199页。 (52)如陈汤“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后被张勃举茂才为太官献食丞。(《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7页；《汉书》卷59《张汤传》，第2654页) (53)《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729页。 (54)《汉书·灌夫传》：“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汉书》卷52《灌夫传》，第2384页)《汉书·翟方进传》：“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汉书》卷84《翟方进传》，第3440页)《汉书·冯奉世传》：“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305页)《汉书·酷吏传》：“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卷90《酷吏传》，第3668页)《汉书·赵广汉传》：“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汉书》卷76《赵广汉传》，第3203、3206页)《汉书·薛宣传》：“吏民称之，郡中清净。”(《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91页)《汉书·循吏传》：“吏民亲爱(召)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42页)这些舆论体现了民众惩恶扬善的价值观。 (55)分见于《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0页；《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1、317、323页；《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1页；《汉书》卷86《王嘉传》，第3488页。 (56)《汉书》卷73《韦贤传》，第3107页。 (57)《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7页。 (58)《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第2791页。 (59)《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9页。 (60)《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第2803页。 (61)《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7页。 (62)参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7-342页。 (63)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06-108页。 (64)分见于《后汉书》卷66《陈藩列传》，第2160页；《后汉书》卷55《章帝八王传》，第1799页；《后汉书》卷36《张霸列传》，第1241页；《后汉书》卷39《江革列传》，第1302页；《后汉书》卷20《铫期列传》，第731页；《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第2613页；《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下》，第1980页；《后汉书》卷25《魏霸列传》，第886页；《后汉书》卷45《韩棱列传》，第1534页；《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第1332页；《后汉书》卷49《王充列传》，第1629页；《后汉书》卷71《朱儁列传》，第2308页。 (65)分见于《后汉书》卷38《度尚列传》，第1286页；《后汉书》卷45《袁安列传》，第1517页；《后汉书》卷21《任光列传》，第751页；《后汉书》卷53《周燮列传》，第1743页；《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第2673页；《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30页；《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71页；《后汉书》卷38《冯绲列传》，第1281页；《后汉书》卷62《荀淑列传》，第2049页；《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203页；《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第2689页；《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7页。 (66)分见于《后汉书》卷26《牟融列传》，第915页；《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第2573、2580页；《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注引《谢承书》，第2186页。 (67)参见刘增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第13-14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9-131页。 (68)分见于《后汉书》卷38《度尚列传》，第1284页；《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第2595页；《后汉书》卷80下《文苑列传下》，第2628页；《后汉书》卷33《虞延列传》，第1150页；《后汉书》卷68《黄允列传》，第2230页。 (69)黄晖撰：《论衡校释》卷7《道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5页。 (70)《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第1399页。 (71)《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第2595页。 (72)《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第1399页。 (73)同传还云：“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外内五世，至笃衰矣。’”(《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上》，第2595-2609页)杜氏之衰与杜笃之乡论极低大概是有关系的。 (74)《后汉书》卷80下《文苑列传下》，第2628—2635页。 (75)《后汉书》卷38《度尚列传》，第1284页。 (76)《汉书》卷6《武帝纪》，第172页。 (77)《汉书》卷88《儒林传》，第3593-3594页。 (78)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200-231页。 (79)《汉书》卷88《儒林传》，第3596页。 (80)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06-108页。 (81)参见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82)《后汉书》卷25《鲁恭列传》，第882-883页。 (83)汉代已有官与吏的区分，但由吏迁官的途径仍是畅通的。参见卜宪群：《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4)《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11页。 (85)关于此条属于孝廉察举范围之内还是之外，学者有不同意见。黄留珠先生认为：“这些与上计吏一同进京的郡国孝廉、尤异、明经等，实出察举之途，如一定将‘计偕’视为入仕途径，不免有相强之嫌。”(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226页)按：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已形成按照人口分配孝廉名额的举措，如果是正常的察举，安帝似无必要再发此诏。此诏专门针对乡里，无名额、地区限制，也无拜郎官之过程，显然有察举之外另辟新径的嫌疑。就孝廉的性质而言，本不可以人口多寡来论定，故为求贤材，安帝也极可能有新举。 (86)如《梁相费汛碑》：“世业稼穑，好学礼乐……以孝友至行闻于乡邑。”(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32页下栏)《郃阳令曹全碑》：“贤孝之性，根生于心……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3页) (87)《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38页。 (88)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179-199页；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105-119页。 (89)《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5-2188页。 (90)《续汉书》志20《郡国二》，第3436页。 (91)《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8页。按：“图危社稷”固然是张俭同乡朱并承望侯览的诬告，但张俭有组织的活动大概也是事实。 (92)汝南郡属于东汉豫州刺史部，南阳郡属于荆州刺史部，分见于《续汉书》志20《郡国二》，第3424页；《续汉书》志22《郡国四》，第3476页。 (93)《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4页。 (94)《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第963页。 (95)《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5页。 (96)《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25-2227页。 (97)《后汉书》卷68《符融列传》，第2232页。 (98)《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4页。 (99)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页。 (100)《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2188页。 (101)阎步克指出，东汉的名士一方面对选官“清浊不分”力加抨击，却又从另一些方面冲击着察举制的规范和原则，迫使王朝选官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几点：“王朝选士应依据士人之名望大小；这种名望不是来自王朝的赐予，而是在士人群体的舆论评价中形成的。”此论甚确。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80—91页。 (10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及注引《曹瞒传》，第2页。 (103)《后汉书·许劭列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4页)《后汉书·党锢列传》：“(何)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218页)《后汉书·桥玄列传》：“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卷51《桥玄列传》，第1697页) (104)参见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05)《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31页。 (106)《后汉书》卷68《符融列传》，第2233页。 (107)《后汉书》卷68《符融列传》，第2232—2233页。 (108)《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30页。 (109)以上参见《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27—2230页；《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4页。 (110)郭泰云：“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25页) (111)《后汉书》卷68《符融列传》，第2233页。 (112)《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第2235页。 (113)《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29页。 (114)《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上》，第2724页) (115)《晋书》卷62《祖逖传附兄祖纳传》，第1699页。 (116)《后汉书》卷74下《刘表列传》，第2424页。 (117)《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第1270页。 (118)《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第609页。 (119)关于曹操时期乡里品评是否纳入选官体制，可参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篇第6章《九品中正体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423页)，本文吸收了他的若干观点。 (120)参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篇第6章《九品中正体制》第1节(第295—299页)的相关研究与引述。唐长孺先生亦云：“制度虽由陈群建议，在延康元年颁布，但在建安年间实际上就已采取这种办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121)《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8页。 (122)最为著名的是刘毅所上的“九品八损疏”。参见《晋书》卷45《刘毅传》，第1273—1277页。 (123)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730页。 (124)余英时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已将东汉政权建立的社会基础归之于士族大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7—286页) (12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