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东汉乡论与人物仕进 据学者研究，西汉孝廉及其他岁举、特举，特别是孝廉选，除少数人物获得民间舆论支持而入仕外，其主要途径还是通经入仕。(63)东汉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民间舆论在人物仕进支持上的作用已经十分显著，并且体现出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 首先，家族内部的各种孝悌行为受到乡里民间舆论的广泛颂扬。如赵宣服丧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宋杨“以恭孝称于乡闾”；张霸“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体，乡人号为‘张曾子’”；江革不用牛马，自挽车送母“案比”，被乡里称为“江巨孝”；铫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黄香年九岁时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蔡邕“性笃孝……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魏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韩棱“世为乡里著姓……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王充“乡里称孝”；朱儁“母尝贩缯为业。儁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64) 其次，乡里人物的勇敢、正直、志行、忠义、礼让、赈济等各种美德受到乡里民间舆论的广泛称颂。如抗徐“乡邦称其胆智”；袁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任光“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周良“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彭脩“童子义士”，“乡党称其名”；贾淑“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许荆“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冯绲“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荀淑“少有高行……而州里称其知人”；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范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鲁肃“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65) 再次，个人文化学识受到乡里民间舆论的重视，与西汉崇尚富贵的乡里风尚截然不同。如牟融“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召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楼望“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成缙“少修仁义，笃学，以清名见”。(66) 上述“乡闾”、“乡里”、“州里”、“乡邦”、“乡邑”、“乡党”、“闾里”、“乡人”，其范围均指州郡县基层社会。其事件发生的地点虽属于狭义的乡里，但影响所及的地域范围不能仅以狭义的乡里来理解，而是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如学者所说，汉代的“乡里”实指同郡(州)的关系。(67)因此，这些名声获得者的事迹，实际是在州郡县的空间范围内传播。尽管其传播运作方式，以及国家如何获取、采信这种舆论，目前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州郡县正是根据这种舆论来选拔国家察举所需要的人才。与西汉不同，东汉史书重视记载传主在乡里基层社会所获得的声誉，是因为这种声誉对于传主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体现出东汉乡论的特点。 东汉一朝，乡论已经构成了乡里生活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如果违背了这个规范，就会遭到乡论的谴责和排斥。如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杜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虞延“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黄允的夫人“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68)这些不为乡里“所推举”、“所礼”，以及被乡里“所摈”、所废等失去声誉之人，由于“惭于乡里，负于论议”，(69)以至于被排斥在乡里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他们要么改弦更张，要么有特殊机遇，否则就很难在乡里获得发展，特别是政治上的进取。如杜笃，由于“不为乡人所礼”，只得离开故乡京兆杜陵，来到右扶风，“客居美阳”，(70)他“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71)杜笃不被美阳令所重，与他在乡里的声誉不好恐怕不无关系。如马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时，第五伦就上疏揭露他“为乡里所废”之事。(72)虽然杜笃曾因给大司马吴汉撰写诔文而被光武欣赏，但也只是“赐帛免刑”，一生只做到郡文学掾。(73)赵壹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他恃才倨傲，为乡人“所摈”，还因此作了《解摈》一文，但似乎在乡里也不顺利。史称赵壹“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他最后走出困境的机遇是以上计吏的身份进京，在京师猎取声誉。(74)无独有偶，度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由于他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75)而虞延估计是在两汉之际的乱世中，以武力捍卫宗族和善行，在东汉初重获声誉入仕的。 东汉乡论在人物支持上的作用，是西汉以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干预和影响乡论的结果。众所周知，战国以来崇尚功利的乡论以及秦王朝压制乡论的做法都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阶级急需调整思路，使乡论与国家秩序相结合。于是儒家思想的推崇，以及乡论与仕进的结合，成为改变战国以来乡论的最重要举措。具体方法是把通经学、践行儒家伦理规范而又在乡里拥有良好声誉的人物选拔到官僚队伍中来。这一政策始于西汉中期。《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前124)诏云：“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颜师古注曰：“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于乡党，又以奖厉贤材之人。”(76)《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云：“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77)公孙弘所云是落实武帝诏书的具体措施。博士弟子的来源可能不只是乡里之一途，他们入仕也还需要再考试。(78)但把乡里有才华行义的年轻人直接选拔到太学学习，对于昔日乡里社会急功近利、缺乏礼仪风尚的环境改善是有裨益的。武帝所谓“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正是要求把“乡党之化”与“贤材”有机结合起来的思考。 察举制建立后，两汉国家尤重从制度上把乡里有道德学问(主要是通经学)以及获得乡论的称赞者吸收进官僚队伍。但乡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察举制施行之初尽管有“公卿大夫士吏多彬彬文学之士”(79)的美誉，但获得乡论支持入仕者仍然比较罕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十章列有“西汉孝廉”名姓俱全者一览表，(80)其仕进与乡论有密切关系者仍极少。与西汉相比，东汉因乡论而获仕进则是普遍现象，以下试将部分东汉获乡论支持者的人物仕进途径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东汉乡论在支持乡里人物的仕进上已经有了重要意义。 汉代有所谓“乡举里选”，但并不是指乡里民众有自主选举官吏的权力，而是指那些在乡里生活的民众因其声誉、才华、品德被舆论所推重，而后被各级官府所举荐。(81)《后汉书·鲁恭列传》云：“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注云：“言人患学之不习耳，若能究习，自有乡里之举，岂要待三公之辟乎？”(82)这里的“乡里之举”即是指个人才华受到乡论称颂，被各级长官所举荐，而非乡里选举。汉代官僚队伍选拔分为以察举、功劳选拔为主体的官和以自辟为主体的属吏两大类型。属吏例用本地人，更多被乡论肯定的人物可能首先担任的不是国家所除授的官，而是郡县长官自辟的属吏。被地方长吏自辟，是由于他们更近于乡里，对于乡里人物的道德行义和才学有更充分了解的缘故。而进入属吏的行列，又为向官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3)大批具有良好声誉的乡里人士出任属吏，对乡里风尚的净化、乡里人物行为的激励都有强烈的引导作用。这是国家秩序支配乡里社会秩序，以及乡里社会秩序又被国家所认同的反映。 两汉国家权力的介入影响着乡论的方向，改变着民间舆论的内容，也提高了乡论的地位。安帝永初二年(108)诏云：“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84)即把获得乡里称誉之人直接上报尚书，迁补地方官。(85)此外，我们从东汉人的碑刻多记载其在乡里获得的称誉，也可见时人对乡论的普遍重视。(86)这都说明，东汉乡论在支配乡里社会秩序上已经具有突出的意义。马援就曾表白“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87)由此可见，“乡里称善人”已然成为士人的渴望。当然，在国家倡导的乡论价值观已产生重大作用的氛围下，也出现了某些人为追求乡论的正面评价，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而虚造事迹，骗取乡论赞誉的情况。这种倾向尽管为时人所不齿，但也是乡论力量的另一种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