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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魏之际乡论的新变化 东汉国家对民间乡论高度重视，如举“直言极谏之士”等政策仍在继续，西汉以来的“风俗使”巡行进一步发展成为东汉的“举谣言”定制，民间舆论对人物的评议传统仍在延续。(88)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安帝以后东汉政治渐趋黑暗，地方豪强与大姓名士崛起，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乡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论的主体在若干重要地区逐步落入名士的手中，乡论与国家立场之间出现了严重背离的状况。这是乡论的新变化。 从史料上看，东汉前期和中期，还没有出现把持和垄断乡论的具体人物，发表民间乡论的主体模糊不清，故史书往往用“乡里”、“乡人”、“乡闾”、“乡党”、“州里”、“议者”等泛称表达。而东汉晚期，不仅有了明确把持和垄断乡论的人物，而且乡论的内容也突破了乡里的人和事，开始涉及王朝政治，甚至矛头直指皇权。《后汉书·党锢列传》云：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89) 这段文字内容比较复杂，分别记录了甘陵南北部的乡谣与党人之议的起源，汝南、南阳二郡的郡谣与乡论转向太学的过程，以及张俭被举报“图危社稷”等事件，反映了党锢之祸的起源，也反映了东汉晚期乡论的新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乡论组织化趋势明显并突破了乡论的地域范围。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甘陵原属冀州刺史部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148)改清河国为甘陵国。(90)桓帝为蠡吾侯时曾受学于甘陵周福，则周福当属于尚未更名之前的清河国甘陵人。史云房植与周福“同郡”(实为同国)，则房植不属于清河国时的甘陵人，而可能属于桓帝建和二年更名之后的甘陵国人。甘陵分南北部，可能二人同郡(国)但不同县(国)。汉代乡论之“乡”的地域范围本包括州郡县乡，故他们的议论仍属于乡论的一部分。由于房植的乡里对周福以帝师身份任尚书颇有微词，以乡谣传播，又引起了周福乡里的不满，双方家的宾客也因此各树朋党，互相攻讦。因此甘陵的乡论与一般的民间乡论已不相同，而是呈现出有组织的形态。甘陵南北部各自结成“朋徒”，是为了使乡论扩大影响而结成党羽。而后来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最后发展到“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91)组织化特征更为明显了。汝南、南阳二郡关于本郡太守的郡谣，更是突破了州的范围，(92)已经不再是汉代一般意义上乡论的地域范围了，这在汉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故朱并承侯览之意，上书称之为“图危社稷”的“部党”，并不难理解。 其次，乡论从道德色彩向政论色彩的转化对东汉政府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起于甘陵的乡论以及源于汝南、南阳的郡谣，已经不再是依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乡里人物的一般评论与褒贬，而是上升到王朝的人事安排和行政运作方法等国家制度层面，这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警觉。汝南、南阳相互标榜的郡谣还流向了首都，成为太学生之间相互品评的工具，如“天下模楷”、“不畏强御”、“天下俊秀”等皆是相互标榜之词。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等更将这种本属郡谣的乡论，发展为“危言深论”，以至公卿“莫不畏其贬议”。尽管这些议论中包括对当时王朝政治腐败的抨击，具有正义性的一面，但乡论演变成直接干预政治的工具，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的严重失调也是事实。 东汉乡论尽管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又有自发性的一面。但东汉晚期却出现了能够引领乡论，甚至操纵、垄断乡论的代表人物。汝南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曹操微时就卑辞厚礼请他为自己品评。(93)他的从兄许靖“并有人伦臧否之称”，(94)史云：“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95)许劭和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并且每月一评，是把乡论制度化了，他们兄弟也就成了该乡以至该地区乡论的把持者。史书还记载了这个时期众多垄断舆论的人物。《后汉书·郭太列传》云：“(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善人伦”，注引《谢承书》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太(泰)以是名闻天下。”(96)而郭泰出名又是符融推举的。《后汉书·符融列传》云：“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李)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注引《谢承书》曰：“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以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97)他们互相推举，品评人物，垄断舆论，势力已不限于乡里，但其形式却是由乡论发展而来的。许劭、郭泰二人的名声很大，以至“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98)像汝南许劭那样的“月旦评”固然不是普遍形式，(99)但各地应当都存在着左右乡论的人物。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相互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者，(100)当然就是各地乡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被称为名士。 以名士为主体的乡论虽不能说反映了汉末民间舆论的全部，但“月旦评”和“党人之议”均以乡里为起点又并非偶然，它是乡论原本具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反映。这种功能沦入名士之手并为其控制后，逐步改变了国家秩序与民间乡论的关系。名士们以乡论为旗帜，树立了独立于国家权威之外的个人权威，逼使国家秩序从乡里社会退出。名士们以自己的人物品评标准替代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标准，深刻影响着地方的选举与取士。(101)曹操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102)这种行为在传统乡论之下绝不会有好的评价，更难以踏入仕途。但由于他被许劭、桥玄、何颙三位名士所看重品评，(103)竟然突破选举制度被举为孝廉。(104)郭泰成名后品评举荐人物甚多，《后汉书》本传云：“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注引《谢承书》曰：“太原郭长信、王长文、长文弟子师、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名灵举。子师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余多典州郡者。”(105)郭泰一人就品评了60人，而且“并以成名”、“多典州郡”，说明他的品评与选举有密切关系。符融也是这样的名士。《后汉书·符融列传》云：“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伷等三人。”注引《谢承书》曰：“荐范冉为功曹，韩卓为主簿，孔伷为上计吏。”(106)这些名士所荐人物众多，自州郡县吏到察举诸科，可能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相反，如果某人声誉被这些名士所否，则仕途就会十分渺茫。史籍记载了一些所谓“先言后验”的例子。《后汉书·符融列传》云：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107) 《后汉书·郭太列传》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壻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108) 晋文经、黄子艾“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以至士大夫“坐门问疾”，三公也要“询访之”。郭泰的“先言后验”，无疑也极大地增加了他臧否人物的可信度。符融、郭泰的评价标准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鉴于他们的名声，一经其品评，或“名论渐衰”，或“废于时”，足以说明影响之大。史书还记载了他们转化一些本有“劣迹”人物的事例。如左原初被视为“恶人”，经郭泰调教，终改前恶。宋果“性轻悍，喜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经郭泰“训之义方，惧以祸败”而“改节自勅”，最后“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贾淑“性险害，邑里患之”，经郭泰宽宥，“终成善士”。许劭“初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饰行”。(109)真相是否如此我们已无从查证，但对人物的臧否完全决定于个别名士之手应是事实。更为严重的是，善于品评人物的名士本人却并不为国家所用。如郭泰以“天象”为由不应司徒、太常的辟举，(110)符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111)许劭“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112)不仅如此，就连被名士所品评赞誉者，亦未必肯与国家合作，为社会服务。如被郭泰“异之”的孟敏，“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被郭泰“拔之”的庾乘，“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113)这些“名士”不应察举或辟召的原因很复杂，动机也各不相同，但这种做法本身，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声名而沽名钓誉罢了。(114) 汉末名士垄断乡论褒贬人物的权力不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私法”。《晋书·祖逖传附兄祖纳传》云：“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115)此虽晋事，但月旦“私法”的观念也反映了汉魏以来人们对沦入名士之手的乡论性质的看法。 乡论沦入名士之手从而出现了乡论与国家秩序对立的状况，并不符合汉魏之际国家秩序重建的需要。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汉魏之际崛起的新的统治阶层，在经历了国家秩序与民间乡论关系失调的阵痛后，并没有放弃对乡论控制的企图，而是顺应变化，开始用新的方式把乡论纳入国家秩序之中。因此，汉魏之际的乡论在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计资定品”化倾向的出现。 这个变化始于曹操。《后汉书·刘表列传》云：“(曹操)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116)曹操使韩嵩“条品州人优劣”，是要把州的士人排出高低来，以便使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条品”者出自统治者的委任与选拔，而不是名士的品评，意义十分重大。《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云：“(鲁)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117)鲁肃虽是戏言，但他称“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说明经乡论品评而选拔人才，在曹操那里可能已经是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了。能够“品其名位”的“乡党”，自然不会是乡里普通民众，但“品其名位”，说明乡论已不是名士们恣意标榜的工具，而应有具体标准，并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 史书记载一些没有获得乡里士名的人，即便出仕也会怀恨在心，足见乡论品评之重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魏略》云： 始(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118) “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实即乡里“不与之士名”，因此吴质才要“溺乡里”。此事在文帝即位之前，也应属曹操秉政时期。乡里“不与之士名”，是因为他“不与乡里相沈浮”，以致名声不好。但乡里能“与之士名”则是前所未闻之事，应是曹操建立了以乡里为基础的一套考核人物机制的反映。(119)学者从制度史的角度考查九品中正制确立的精确时间，对曹操是否将乡里品评制度化并纳入选官程序有不同意见，但从曹丕即魏王后陈群就上书施行九品中正制看，这个制度应当是有相当长的时期了。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渊源于曹操，确立于曹丕。(120)乡论即是中正考论人物的一个方面。 九品中正制依靠乡论，但与乡论又有所不同，所以有人将其完全对立起来。《晋书·卫瓘传》载瓘与王亮上“宜复古乡举里选”疏云：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121) 卫瓘、王亮反对九品中正制，建议恢复“乡举里选”，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说明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与乡论是不同的、对立的。他们反对九品中正制的理由，一是乡论品评只是劝恶扬善，与人物等级高低本没有关系，而九品中正则是“计资定品”，鼓励人们追逐名利，失去了原来乡论劝诫人物的作用。二是乡论本以乡里邻伍为基础，但后来因战乱人物流离，无地详考，故立中正。而人物流徙以及中正不负责任的品评，反而致使浮华交游之风盛行。他们认为应当采取“土断”的方法，即把人物定籍于乡里，发挥传统乡论的作用，废除九品中正制。 应当说，当时看到九品中正制弊端的不只是卫瓘和汝南王亮，(122)他们的建议没有被晋武帝采纳，并不是他们的看法没有合理性，而是他们固守着儒家经典中迂腐的“乡举里选”的传说，没有看到汉魏之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汉末的乡论既不是理想的“乡举里选”，更不是往日能够与国家秩序互为表里的那个“乡论”了。这个历史教训，新的统治阶层不会忘记，他们正是试图通过九品中正制把脱离国家秩序、被名士所操控的乡论纳入秩序化的轨道，自然不会听取卫瓘、王亮等人的迂腐建议。尽管九品中正制并不是完全不重视、不利用乡论的力量，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清议》所说“虽多失实，遗意未亡”，(123)但与东汉察举制下的乡论相比已面目全非，统治阶层的强力控制，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汉魏之际的国家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统治者所选择的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传统。由于建立国家政权的统治阶层与大姓名士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4)他们要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但又需要重建国家秩序，这就必须与大姓名士所代表的乡里秩序相妥协，使“私法”合法化，又使统治集权化，九品中正制度便不可舍弃。诚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根据九品中正制度的规定，当中正的一定是现任朝廷的大官，中正亦由朝廷委任。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也就是把东汉时地方大姓控制的乡论转由朝廷控制，从而使原来与政府不无矛盾的大姓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他们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125) 曹魏的中央集权是否达到了对大族的“强力控制”我们暂且不论，但九品中正制既反映了国家向大族的妥协，代表了新兴统治阶层的利益，同时又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却是历史事实。汉魏国家正是在这个历史变动中向两晋国家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在此后的时代，乡论又与门阀世族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