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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反殖民运动中的多重民族主义构想 印度共和国1950年宪法的开头,“India, that is Bharat”(印度,亦即婆罗多),是富有意味的:India作为地理名词,源于印度河的梵文名称,是一个外部人——从波斯人、阿拉伯人9到英国人——的指称,其空间范围在历史中经历了从窄到宽扩展到整个次大陆的过程;Bharat,代表的是印度本土的历史性地域身份,这个词是Bharatavarsha(婆罗多之地)的现代化形式,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征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帝王婆罗多,其神话性的地域范围也经历了扩展的过程,最大时包含了雪山(喜马拉雅山)之南、海洋之北的次大陆地域整体。10地域意义上的印度自成一个独特的文明区域,但在历史中并没有产生一个延续的国家意识。政治意义上的“印度”的观念的产生是一件相当晚近的事,其中英国殖民提供的管理上的统一是一个前提。印度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演化至今,是一个复杂、不稳定、内在多元的观念域。11 19世纪中期,当接受西方理性主义话语的印度本土精英开始质疑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了某种反殖民的共同意识的时候,他们想象中所代表的集体行动的主体,远不是自明、清晰和确定的。孟加拉语现代文学的先驱班吉姆(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 )是这种早期探索的一个代表。他最初把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主体确立为“孟加拉迦提”(Bengali jati),他们以接受现代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为其自然领导者。当他对这一阶层失望之后,转而把希望放在他认为更广大更有力的“印度教徒迦提”(Hindu jati)身上,最后才转向“婆罗多迦提”(Bharatiya jati)。12在班吉姆那里,这三种集体主体并不冲突。对于这样的集体,他没有使用nation这样的外来概念,而是用了印度本土语言中指种姓,13但也可以在更宽泛的“种、类”意义上使用的“迦提”。这也是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有趣和有意味的地方。14从本文的关注来说,这里“迦提”所指称的集体的异质性和跨越性,间接提示了一种概念的困窘: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带来的nation概念,并不适应印度状况。 说孟加拉语的孟加拉人、印度教徒和印度人这三种身份,代表了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最广泛的文明地域性的印度民族主义三种可能性。地区-语言民族主义更贴近西欧民族主义的原型,因为后者以语言文化共同体为政治共同体的单位。在印度的反殖民运动中,地区-语言民族意识确实同时有所增长,但就像在班吉姆那里印度人包容了孟加拉人一样,它并不必然排斥大的印度共同体。 印度教民族主义把印度本土宗教作为印度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并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以Hindu Rashtra(印度教徒民族)为号召的组织化力量;相应地,印度的穆斯林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区别于印度教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two- nation theory)在穆斯林政治精英中也获得了支持。 文明地域性民族主义,则把印度统一的基础放在一个宽泛的地域-文明共同体和复合的文化(composite culture)之上。这样的“印度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超越了西欧的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nation)。对于中印这样的状况,那一时代没有提供合适的规范性概念。梁启超曾用“大民族”指称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15当这样的“大民族”建立了国家之后,当下的一种概念化尝试是“国族”(state-nation)——它代表的不仅是一国之内语言、文化、族群多元的客观状况,还有对于多元的制度保障。16本文也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族”。 面对初生的印度民族主义,英国殖民管理者申明了他们的观点:印度人是各种社会文化群体的大杂烩,而不是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民族(nation)。熟悉印度政治和历史的约翰·斯特拉奇爵士(Sir John Strachey)1888年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表达:“认识印度,首要的和最本质的一件事是——现在没有、过去也从不曾有过一个印度……拥有任何欧洲观念上的统一,无论是体质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宗教的;不存在民族(nation),不存在我们时常听到的‘印度人民’……旁遮普、孟加拉、西北省或马德拉斯的人会感觉他们共属一个大民族(a great nation),这是不可能的事。”17印度人不是一个民族,这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听来,无疑是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印度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缔造者之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人监狱中写就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18一书,可以说是对英国人这一论断的长篇驳斥。在外部显而易见的多样性之下,他发现了印度人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或者说心态和道德上的共同基底。他将古代印度类比于古代中国,二者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具化为所有事物的文化与文明”。19外来影响总是被吸收,分裂的倾向总是随之带来综合的尝试。也因此,统一不是外来强加的。实际上,他将印度的统一趋向讲述为印度文明在历史的起伏中时隐时现但从未断绝的冲动,而通向统一的方式是多种文化在印度地域空间中不断发生的混合,多元文化的承载者由于这些共享的历史而结成命运共同体,并将在未来的民族国家创造的发展条件下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印度的发现》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国族叙述和一种信念——“unity in diversity”20(多样性的统一),尼赫鲁后来的这一简洁表述成为独立印度关于国族最流行的口号。 在甘地和尼赫鲁的主导下,国大党所领导的反殖民族主义运动力图使一个包容性的、建立在地域-文明基础上的国族建构成为主流。但如果说地区-语言民族主义相当成功地被包容在这一国族建构中,则并非故事的全部。当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时候,地域与文明-文化意义上的印度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西北部和东北部印度的穆斯林建立的巴基斯坦与一个被分割后的印度同日诞生。这至少可以理解为那个广泛的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部分失败。对于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Jinna)来说,这其实也是部分的失败,因为他的两个民族理论的目标本不是两个国家,他追求的是在同一个印度国家之下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的某种邦联形式,以及穆斯林的政党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在国家层面分享权力和保持平衡。但这种邦联形式和弱中央的图景,超出了国大党愿意做出的妥协:后者要以国家之力进行现代化和社会改革,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21 国大党领导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限定了nation这一概念的引进和使用:它的主流用法,是面对外来殖民者的共同体“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20世纪20年代之后,已经很少有地区-语言社群使用nation的概念。印度教民族主义被边缘化,而他们更愿意使用本土语言来指称“印度教徒民族”(Hindu Rashtra)。北印穆斯林政治精英主张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构成“两个民族”的理论,是不被国大党接受的。只有对苏联民族理论有了解的少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使用nation 和nationality两个相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A.R.德赛(A.R. Desai ),用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指称地区-语言民族的民族意识, 认为其民族精英动员人民,是为了改善其社会经济状况。而nation一词,仍是保留给反殖民的主体Indian nation的。22涉及独立之后的印度,基本上,“民族问题”(nationality question, national question)一语只有在论述到印度东北部的政治分离运动时使用。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