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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度观察使司法权的行使方式 (一)弹劾使府僚佐及州县官吏 P.2942《张瓌诈称节度》称“牒张判官与关东兵马使对推问得实状具申、仍所在收禁讫报”，《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突厥杀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称“仍录奏闻、伏待进止”。两案例中的主犯张瓌为甘州刺史、周逸为伊西庭节度留后，均是较高级的官员。判文提出“讫报”、“仍录奏闻、伏待进止”，即是向朝廷奏报，等待朝廷作出处理，反映出节度观察使有弹劾权。节度观察使的弹劾权类似现代检察机关的检控权，但有区别：节度观察使的弹劾权是在推问后明确案情、提出判决意见的情况下向朝廷的奏报，等待朝廷同意与否；现代检察机关的检控权是向法院陈述案情，交由法院裁决，没有判决的权力。 节度观察使的弹劾权来源于诏令的赋予，可直接决定使府僚佐及州县官员的升降。代宗至德宗时，唐政府调整战后统治秩序，节度观察使成为道一级实体化行政长官，可选聘僚佐，可监察州县官吏，也对僚佐和州县官吏具有弹劾权。唐中后期有敕文明确赋予节度观察使弹劾权，如：1.代宗《令举堪任刺史县令判司丞尉诏》：“其所举人授官后，如政能尤异，清白著闻，三两考后，仰本道观察使具状奏闻，其举主及所举官人，并量加进改。如懦弱不举，及暴政处置乖宜，并冒犯赃私等，议罪论刑，当亦连坐。”[3]508规定观察使对本道官员进行考核，发现不法可进行弹劾。如举主有“懦弱不举”、被举官人有“暴政处置乖宜，并冒犯赃私”等行为，观察使可弹劾举主和被举官人。被举人犯罪，连坐举主在唐律中有明文规定，《唐律疏议·职制》“贡举非其人”条：“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4]1832.代宗《禁断织造淫巧诏》：“今师旅未戢，黎元不康，岂使淫巧之工，更亏常制……亦宜禁断。两都委御史台，诸州府委本道节度观察使，切加觉察。如违犯，具状奏闻。”[3]518规定节度观察使要接受朝廷临时委派，禁断奢侈物品、弹劾违犯者。3.德宗《南郊赦文》：“近日州县官吏，专杀立威，杖或逾制，自今已后，有责情决罚致死者，宜令本道观察使具事繇闻奏，并申报刑部御史台。”[3]588规定节度观察使弹劾州县官吏使用酷刑者。以节度观察使监督州县官吏刑狱情况多次出现在赦文中，如常衮《大历四年大赦天下制》云：“如闻州县官，比年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殒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自今已后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辄加非理。仍委观察节度等使严加捉搦，勿令有犯，如违录名奏闻，量情科贬。”[3]4246-4247唐令对行刑杖、讯囚杖的形制大小、所受部位等均有明文规定：“诸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其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均受者，听。即殿庭决者，皆背受。”[23]州县官不按此规定行刑，另制作粗杖等，导致囚犯死亡，节度观察使可上奏弹劾。 司法实践中，节度观察使对州县长官、属官的弹劾大多能得到朝廷批准。如李皋上元年间“诏授衡州刺史，为观察使谩劾，贬潮州”[24]。《旧唐书》还称朝廷对节度观察使的弹章不经过审核就按其意思降黜僚佐：“初，贞元中藩帅诬奏从事者，皆不验理，便行降黜。”[25]我们试举两个案例：其一为德宗时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于頔弹劾邓州刺史元洪和判官薛正伦案。于頔弹劾下属邓州刺史和僚佐，甚至要求改判前奏，均获得朝廷批准[25]4130。其二为宪宗时，陈许节度使曲环弹劾从事赵博宣的案件，导致赵博宣被朝廷下诏决杖四十后流放[25]3761。 唐代中后期，节度观察使州县官吏的弹劾权，是代表朝廷对地方司法进行监察的体现。但是，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权的减弱，以及道一级行政机关的逐渐形成，节度观察使弹劾州县官吏的权力逐渐成为其控制地方的手段。 (二)停止犯罪官员职务、收禁犯罪官员 判文《张瓌诈称节度》有“仍所在收禁讫报”之语。收禁，即关押，意为先关押张瓌后报告。判文《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突厥杀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有“当日停务”之语[11]631，即当天停止职务。停职和关押犯罪官员是进行推问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节度观察使行使司法权的重要方式。 唐初刺史被代替或停职务均需降“鱼书”，但自玄宗时规定采访处置使可专停刺史职务后，节度观察使继承了这种权力，在无“鱼书”的情况下对刺史等重要官员进行停职处理。《新唐书·杨绾传》载：“旧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鱼书，乃得去。开元时，置诸道采访处置使，得专停刺史，威柄外移，渐不可久。”[24]4662开元末玄宗置诸道采访处置使时，允许采访处置使专停刺史务②。乾元元年(758)废采访处置使，改置观察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继承了这种停止刺史职务的权力。 代宗及其后朝廷曾多次下诏重申刺史等停职需要降“鱼书”。“永泰二年(766)九月二十二日(敕)，诸府刺史、都护、大都督府長史有犯者，自今已后，降鱼书停务讫，然后推勘闻奏。如未降鱼书、不在推限。”[26]敕书要求节度使等使职不能直接停止刺史、长史等重要官员职务，以及收禁推问，需要“降鱼书”方可执行。又“大历十二年(777)五月十日敕：诸州刺史替代，及别追，皆降鱼书，然后离任。无事不得辄追赴使及出境。刺史有故阙，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知州事。从宰相常袞奏也。”[26]1214敕令要求刺史离任均应由朝廷降鱼书才能执行；刺史有缺时，节度观察使不得派人兼摄，应由本州上佐担任。而在司法实践中，刺史由节度观察使随意停职，以至敕书都承认“鱼书皆废”：“贞元三年(787)十月敕：刺史停务，则降鱼书。先是，此制自广德已后，多不施行。又节将怙权，刺史悉由其令，鱼书皆废。”[26]1214 有学者反对把唐代后期藩镇视为州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州直接向朝廷负责，朝廷、藩镇、州实际上是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而非三级制[27]。笔者认为，至少在唐玄宗后期至德宗时期，这种“三角关系”尚未成立。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年间，在全国处于军事斗争不断的情况下，朝廷倾向扩大节度观察使的军力和地方政务管辖权，以增强力量平定叛乱。如前引《张瓌诈称节度》《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突厥杀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尽管在此前一年(永泰二年)已下诏规定刺史、都护、大都督府长史停务和推问需降鱼书，但在处于战争状态的河西地区，节度观察使仍先采取了对犯罪刺史和节度留后进行停务、收禁、推勘再上奏朝廷的措施。直到宪宗时期，朝廷加强州的权力，以州刺史制衡节度观察使，才可以印证张达志所提出的“刺史除授、停务、替代、别追、离任等一系列相关步骤，都必须由朝廷降鱼书，尽最大可能与藩镇争夺对属州的控制权。”[27]54 对别驾、县令、录事参军一类地位较低的官员，节度观察使可以直接停其职务、禁身、推问和关押。大历六年(771)四月敕云：“自今后别驾、县令、录事参军有犯赃私，并暗弱老耄疾患不称所职、户口流散者，并委观察节度等使与本州刺史计会访察，闻奏与替。其犯赃私者便禁身，推问具状闻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职。老耄暗弱及无赃私才不称职者，量资考改与员外官。余官准前后敕处分。其刺史不能觉察，观察节度使具刺史名品闻奏。如观察节度管内不能勾当，郎官、御史出入访察闻奏。”[28] (三)参与判决和审覆地方司法案件 P.2942所载判文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由河西节度观察使及其属官审理并作出判决。这种判决权往往交由判官、推官等僚佐和属吏执行，节度观察使直接审理案件的例子不多见，但一些长于吏治、能够断案的长官常为慎重刑罚亲自参与断案或虑囚工作。《新唐书·沈传师传》：“宝历二年，入拜尚书右丞。复出江西观察使，徙宣州。传师于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断狱，召幕府平处，轻重尽合乃论决。”[24]4538 在笔记小说、敦煌变文等材料中，节度观察使也常作为执法公正、为民申冤的形象出现，对州县所断冤屈案件进行平反。“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29]“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扬都。存遂缢之于狱。”[30]此故事也反映刺史对于死刑案件没有自决的权力，必须上报使府。唐后期州县审理的案件必须上报节度观察使府进行审覆，改变了开元《狱官令》所规定的州县断狱后送刑部审核之司法程序。五代后唐明确规定观察使对下属州的案件和其他文书进行审核。《五代会要》记载天成四年(929)一道敕文：“刺史既为属部，安可自专，案牍既成，须申廉使，余依所奏。”[31]廉使即观察使的别称，该敕文要求刺史完成案牍后，上报观察使进行审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