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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相对主义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后历史认识论的发展，纠正了那种以为“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的“认识偏见”，⒄对开辟史学理论领域、捍卫历史学学科独立性、丰富史学研究视角、解放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和抗拒过度的自然主义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应注意到，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主观性的高扬，固然积极维护了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和学科独立性，却也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首先表现为对“史学方法论”的架空。自80年代之后，这类方法论著作便很少面世了，近年值得关注的只有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导论》。其原因除相关研究者多致力于具体理论问题探讨和研究译介相关西方史学思想外，更重要的是难以从历史认识主观性出发对实证史学提出新的方法论。 其次，历史认识论对主观性的高扬导致历史知识客观性和历史学科合法性被动摇。在历史认识论主客二元论架构下，合法知识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为模板，“客观历史事实”则是实证史学的基本信念。历史认识论对主体性的高扬最初被视为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补充，它在学理上依赖“主观能动性”这个概念得到保障，而在实践层面，则以先“搜集和准备资料”（实证环节），再“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历史主义环节）的“两步骤操作法”被绝大多数实证史家接受。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主观能动性”还是“两步骤操作法”，客观性或客体都是预先的、基础的和前提性的，而主观性则是附加的和扩展性的。但当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传入后，其结论在主客二元论下被解读为激进的否定“客观知识”的论点，两者之间变得对立。“历史认识主观性”因此超出“主观能动性”范围，“主观性”反转了其与“客观性”的先后关系，“其解构的对象不限于实证主义历史学，而且包括历史学本身”。⒆这种客观知识理想的丧失固然是大势所趋，并且于自然科学亦然，但是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仍然可以通过实践领域的功效支撑自己的合法性，而现代历史学在合法性层面却仅仅依赖“如实直书”确立自身。“史学客观性”的丧失使史学“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⒇公信力和信誉都在公众中下降，一个明显变化是主要的述史者变成非专业史学家（例如偏好“戏说”历史的剧作家）。 再次，历史认识论高扬主观性引发的历史知识合法性危机，在根本上阻碍了历史理论研究的展开。当相对化的主体被视为历史认识的决定层面，进而认为人类不可能获得完全客观的历史知识时，“更休提什么‘宏大叙事’乃至‘历史科学’、‘历史规律’了”。(21)因为至少当前的历史理论还是基于归纳法，没了第一步的“客观历史事实”，自然也无法在第二步归纳出可信的历史理论。尽管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遭遇合法性危机在根本上亦与其范式内在的逻辑冲突有关，而不能简单归咎为历史认识论兴盛，但是历史认识论对这种逻辑冲突的批判并不是建设性的。历史认识论借助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获得学科发展空间，而前者独立的结果，是取代后者，并不是两者双赢。 最后，历史认识论在抑制历史理论的“宏大叙事”和过度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加剧了实证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倾向，并且当后现代主义思想流行后，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也被进一步赋予“合法性”。关于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近年史学理论界批评声鹊起。批评者多从实证主义的“归纳”思路出发，批评史学研究日益欠缺系统研究和深入研究，但是引发“碎片化”研究的却不再只是狭隘的“史料派”主张，而是新增了新文化史学、微观史学等。(22)“碎片化”不只是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同时亦是一种国际趋势，但是不管其理据是“中”是“西”，根本上都源于历史理论内在的逻辑矛盾和历史认识论导致的客观知识信念的颠覆。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史学固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相对主义思想，但它已经是基于现代哲学前提的史学思想，其理论体系与前提皆超出历史认识论的近代框架。在他们看来，“史学实践是‘话语’ 或‘文本’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或‘学科’， 因而与‘认识论’毫无关联”，其合理性与缺陷其实都不适合还原为历史认识论下的历史认识主观性或客观性问题。比如安克施密特所说的“历史经验”，就是“位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洪荒地带，它先于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撅分，具有未受语言污染的‘直接性’、‘当下性’和‘本真性’”。(23)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更适合被视为对历史认识论范式的摧毁，而不是对“历史学客观性”这个环节的否定。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传入后，如果要坚持历史学客观性，需要的是在新的知识论范式下重建，而不是声明客观历史的无可置疑。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史学界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呼吁“走出后现代”，并积极探讨重建客观历史观念路径和重新反思历史学客观性。(24)而在国际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学者也开始“试图在反思后现代批判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重建历史理性信念”。(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