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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认识论的内在弊病 那么，历史认识论何以必定会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呢？ 历史认识论根本上是一种西方近代哲学的镜式映像理论，是近代科学光学理论的延伸。对于此种理论范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已经在其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中以第二编“映现”整编之篇幅作了相当到位的细致批判。(26)它先设定世界和事物的绝对存在，人则作为事物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认识能力，能像镜子一样把事物映照出来。所谓客观知识，便是一种符合事物本身样子的镜中映像，并由此获得独一无二的确定性，而“知识何以可能”就成了映像与事物本身如何相符的问题。绝对的实在世界奠定了客观之物的观念，它构成知识确定性的最终来源，是真理的“原文”。历史认识论及近代认识论在根本上依赖于对这个绝对实在的“物质上帝”的设定，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主体的观念，合法的知识则是类似摹本那类被动印痕的东西。这种由经典物理学（牛顿力学）所奠定的近代世界观念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自在的客观历史世界前提，它是再无前提的绝对实在，并且如同一个超级容器，将所有事物及所有认识者容纳其中。于是历史学家作为自在世界这个超级容器中的认识者，对这个共同且被预先给定的自在容器内的被容纳之“事”进行记录而形成历史知识，这便是历史认识论的基本思想框架，并由此产生类似记录内容（历史学）和被容纳之事（历史本身）是否一致以及如何一致的问题。 历史认识论的这种近代光学映像构图必定会指向历史相对主义，原因在于： 其一，绝对的客观历史是一切反思的终点，只能是不证自明的。这意味着历史认识论对其也“无话可说”，只能专注于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过程。 其二，作为认识者的人（史学家）无法等同于镜子，一旦朝向“历史学能否通达客观历史”这个问题便会不断转向主体，这个主体不仅不是透明的，充斥着时代性与自由意志，而且根本上在认识过程中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其三，在历史认识论以绝对的历史实在为前提的情况下，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便只能通往个体认识的主观性。客观实在世界的绝对性和预先性导致主体只能作为“世界中之物”出场，从而成为相对于绝对的相对者。在此意义上，一切主体便成为有始有终的相对个体主体，一切观念作为个体主体的观念都成为个体化的观念现象。 其四，历史认识对象（即过去本身）的不在场导致认识与对象之间的断裂，在历史认识论框架内，历史事件虽是绝对实在的，但也成为绝对的过去，与作为当下者的历史学家存在绝对的时间距离。然而所有的知识验证又被理解为“当下直接验证”，“历史知识无法被验证”也就变成共识甚至“定论”，从而支持了历史相对主义信念。(27) 其五，历史认识论的主客二元论范式必定在真理标准问题上陷入无穷后退的逻辑悖谬。当合法知识被理解为唯一的相符时，就必须先设定世界及事物的绝对存在，再如抽出亚当的肋骨一般衍生出一个主体的存在，但是当认识发生后，判断认识产物与事物之间的相符，本身便构成一次新的认识活动，于是又产生新的相符问题，如此循环衍生至于无穷。 要之，在历史认识论范式下，不仅必须先形而上学地设定一个绝对的自在世界，而且势必不断回溯相对化的个体主体，最终陷于历史相对主义不可自拔。当历史认识的决定因素从“客观历史”被反转为“历史认识主体”后，由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时代性、内在性和个体差异性，历史学作为确定知识的理想便被消解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试图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继续从历史认识论出发，将很难实现。这首先体现在，如若仍然遵循历史认识论范式，我们便难以真正理解和重新阐释传统中国史学。我们拥有远比西方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并且中西史学无论在思想依据、记述模式、运作机制、文化地位和观念形态上，都彼此迥异。历史认识论所依据的西方近代的认识论，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中国传统史学则根本上是基于经学伦理世界观的记实史学传统。(28)这导致从历史认识论出发理解中国史学时，往往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生出许多似是而非、张冠李戴之论。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者因此拒绝西方学术理论话语，而没有注意到真正不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是以西方近代认识论为本的历史认识论话语系统。历史认识论之所以容易引发对中国传统史学穿凿附会的解释，自然与其近代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有关：历史认识论预设的客观时空的绝对在场，导致无论中国史学还是西方史学都成为同质化的文化现象，从而被普遍性地纳入同一套理论话语中进行附会比较。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已经被现代哲学（主要是现象学）超越了的理性主义形态，(29)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西方思想”。 其次，这样一种西方近代认识论是把人类认识活动理解为绝对空间中的事件，根本上是以空间为本位，从而与历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时间本位冲突。历史学以时间为本自不待言，中国文化传统根本上亦是时间（历史）本位的。正如黄俊杰所言：“中国的心灵浸润在历史之中……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烈……中国就是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人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人’的地方”。(30)时间本位和空间本位是有根本区别的，由此出发的哲学与理论有根本性差异（比如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历史则一定是以时间为中心的一种知识。反过来，空间化的事实理解导致的一定是碎片化的历史，因为空间中的事物，最终是把它理解为一个个彼此绝对区分的东西，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此种所谓整体性就变成一个关系性的东西，最终依附于个别者，碎片化便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如果我们从历史认识论的近代哲学框架出发，也将难以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思想、发展思想的真正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与发展思想和现象学思想相似（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二者都把现实的、实际的个人生活作为历史观的起点，使历史成了活生生的，而不再是已然过去的、与己无关的、现成地摆在面前等待研究处理的客体对象，并从而在对哲学的理解上实现了一种深刻的变革……在对经验主义和理性思辨主义的拒斥上二者也是一致的，他们都在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31)马克思作为社会历史理论基础的发展观本质上是原初性的，这种原初性从根本上反转了外部自然的绝对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反对机械唯物论。历史认识论的哲学前提实际上是近代机械论的自在自然，而不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这种史学理论既不可能为历史理论的可能性奠定基础，亦无法为建设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提供真正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