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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微文物”到文物 除了“拆”这种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从“微文物”的视角，我们或许还可以对“漂”这一普遍的时代感受做出新的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物的关系正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深刻的转型，即从人与物的融合到人与物的分离的转变。这种分离意味着“微文物”式微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物的“诞生”。 关于现代性导致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迁，吉登斯的“脱域”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受舒茨社会世界理论的影响，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充分考虑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现代性意味着时空的“抽离”，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系统的“脱域”。标准化的时间和空间脱离了地域色彩，人们的“在场”生活受到“缺场”的其他要素越来越大的影响。换作舒茨的术语，人们正越来越多地与“生活世界”之外的“同代人世界”发生联系。 “脱域”机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信任”，使得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个体的生活也逐渐“脱域”于特定的场所。人与周围物理环境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固定空间的“在场”交往几乎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长久生活在一个地方，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所谓的“恋地情节”。传统中国讲求安土重迁，落叶归根，农民与土地和家园有着紧密联系。当我们从“微文物”角度思考这一点时，人们提到在一个地方“扎根”并不单纯是一种比喻。“扎根”意味着自己的人格属性向周围物理环境的渗透。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着稳定预期，预料到自己以后将会继续在这一地方生活下去，周围的物理环境在长久生活中逐渐与自身认同融合在一起。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己的“生活世界”将一直锚定在这一特定空间中。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周围的物就逐渐超出单纯的功利主义用途，成为此处所谓的“微文物”。随着一种“脱域”机制的影响，人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人们的生活无法锚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一种无根的、漂泊的感受就随之产生了。“漂”的生活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农民长久附着于土地形成了熟人社会，而漂泊的生活则更多跟陌生人社会联系在一起。 与生活在空间上的延伸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时间纵深感则随之消失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小群体中的物，逐渐丧失了“微文物”属性。在作者调查的山东大寨村中，财产的继承和买卖逐渐失去了传统的约束。在大寨村传统的财产继承方式中，死者无儿有女情况下，女儿也没有继承权，财产将由侄子来继承，目的是为了让财产保留在家族内部。自从1969年村中出现第一例由女儿继承财产的例子之后，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财产由女儿继承变成了惯例，侄子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在财产买卖过程中，传统做法中土地和房屋的买卖，族人拥有优先权，近些年族人的优先权也逐渐丧失。财产不再作为家族延续的象征物而存在，已被经济力量所同质化。 阎云翔对家庭生活的研究也反映出了这种生活的时间纵深感的消失。阎云翔认为，下岬村出现了一种“向下的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为了孩子”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主要意义之所在。实际上，如果仔细辨析，“向下”的说法并不精确。“向下”的说法是与传统“向上”的敬奉祖先相对提出来的。但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并非仅仅是“向上”的，而是同时“向上”和“向下”，敬奉祖先和传宗接代都具有重要意义。家族生活的“向上”追溯和“向下”延伸，构成了家族成员的意义之所在。当下的家庭生活并非由“向上”到“向下”转变，而是“向上”追溯和“向下”延伸的意义感同时消失，仅仅关注于“当下”。家庭的生活重心落在子女身上，是为了当下子女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传宗接代的意义感向下延伸有着根本区别。传统生活的时间延伸感消失，人们仅仅关注当下的子女福祉。 空间意义上生活的“脱域”与时间意义上纵深感的消失，构成了同一个变化的两个方面。在这一变化中，人与物的分离是关键。空间的“脱域”意味着人们不再厮守着特定的地域，人与物的分离，也就导致了以小型共同体为单位的意义感的时间延伸失去了媒介。然而，虽然以小型共同体为单位的时间想象式微，但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却产生了。 很容易想到的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文物与此处所谓的“微文物”的神圣性有着相同的产生机制。“民族主义的想象如此关切死亡和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安德森的论述指出了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神圣性，但他将现代民族共同体看作对中世纪世界宗教的替代或许是错误的。宗教的神圣性与民族—国家的神圣性有着不同的机制，柄谷行人将民族共同体看作农业社会小型共同体在想象层面恢复的观点可能更为恰当。我们可以假设，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微文物”的式微会意味着国家意义上的文物的诞生，这将是一个传统的发明过程。人们对时间意义感的想象单位从小型共同体转移到了一个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文物在更高层次上具有一种“不可异化”特性，现代国家对文物出境的管制就是其体现，这与传统家族对土地等财富的买卖限制的逻辑是一致的。 从“微文物”到文物的转化过程中，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货币成为了“万能之物”，成为了“上帝”。货币获得这种广义的神圣性也是因为货币具有超越“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的作用，使得我们可以与“同代人世界”的无数匿名个体发生联系。货币带来的空间存在感的扩展，对时间意义感的延伸起到了“稀释”作用，将小型共同体的紧密联系“稀释”成了民族共同体更为宽泛的联结。从“微文物”到文物，价值悖论也随之消失。对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对文物所具有的更高价值有着共同的认知。文物对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神圣意义，使其获得了超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更高价值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