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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驳“县官”源于邹衍“赤县神州”说 如前所述，清人郭嵩焘《礼记质疑》在探讨《礼记·王制》时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不符合《周礼》。周的王畿制度，四井为邑，邑36家；四甸为县，2304家。(38)邑、县的规模都很小，因此，县不可能是国都、王畿。《诗》《书》中均将国都称作“邑”，无称作“县”的，所以他怀疑“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很可能缘于邹衍。邹衍把中国称作“赤县神州”，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  开县”，都是“承邹衍之遗”，把天下称作县。他认为县官的说法是秦汉之际才有的，《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之说也是汉代人的说法。郑玄说是夏制也是无稽之谈。邹衍“赤县神州”的说法见载于《史记》《盐铁论》《论衡》等书。其中，《史记·孟子苟卿列传》曰：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索隐》： 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将有裨将，裨是小义也。(39) 司马迁所述邹衍九州说认为，天下由九州组成，每州内又有九州，故共有九九八十一小州。九州外由裨海即小海环绕，州与州之间不相连。中国为其中之一，叫“赤县神州”，又分为九州，就是大禹所序九州。大九州外又有瀛海即大海环绕，瀛海的边界就是“天地之际”，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但是，其说有不可解之处，如说“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如果中国外还有九个州的话，那么总共有十州，小州就有十个，而不是九个。所以杨希枚认为“九”是“八”之误。 《盐铁论·论邹》的说法比《史记》简略：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古，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40)有大瀛海圜其外，(41)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42) 《史记》所说的“天地之际”在这里也被称作“八极”。但是，“分为九州”的“州”是指赤县神州再分为小九州还是天下分为九州，其说“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的大九州，不甚清楚。依“大瀛海”的说法，八十一州之间是否有小瀛海也未详。 《论衡》有两处谈到邹衍的大九州说。《论衡·谈天篇》：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43) 此处说天下九州，赤县神州在东南角，又分为九州，即《禹贡》九州。大九州，每州之外有“裨海”。圜大九州之外有瀛海。《论衡·难岁篇》： 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虚。地形难审，假令有之，亦一难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议，直雒邑以南，对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岁耳。雍、梁之间，青、兖、徐、扬之地，安得有太岁？使如邹衍之论，则天下九州在东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岁？(44) 《论衡》所述邹衍说是：天下共有九州，为大九州，州与州之间为海所阻隔。中国为大九州之一，称赤县神州，其内又分九州，为小九州。 可以看到，邹衍的“大九州说”是在《禹贡》九州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因此时代肯定晚于《禹贡》九州说。《禹贡》九州的世界范围是九州(中国)-流(荒)-四海，中国九州居于天下之中。邹衍的“大九州说”，世界范围远远扩大，赤县神州(九州、中国)仅仅占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其外还有八十州，加上裨海和瀛海，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更小。中国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偏于东南隅的一个小州，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称号也不再贴切符实。这样的认识表明，邹衍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已经大大丰富，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客观。然而，这样的新认识对以《禹贡》九州构架起来的天下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不为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笃信儒家经典的学者。 图2 邹衍“大九州”示意图  司马迁说邹衍大九州说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昭帝时文学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就因为秦始皇信奉了他的学说，结果造成“亡其三十六郡”“而失其州县”的覆灭下场。王充也说邹衍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此言殆虚。地形难审”。由此可知，汉代人一般都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荒诞不经，不采信其说。但是采信者似乎也不少，如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和文学还说秦始皇也信其说。(45) 然而，若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天子县内”的观念成于先秦，即便是在郡制普遍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仍然是主流观念，并一直流行至汉。例如，《管子·山国轨》：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桓公曰：“行轨数奈何？”……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民邻县四面皆扩，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扩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46) 《商君书·垦令》：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47) 《管子》《商君书》虽然成书年代有疑问，但不应晚于战国。另，《战国策·魏三·秦败魏于华走芒卯》：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48) 此外，如《吕氏春秋·孟夏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49) 再如，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及高诱注。再如，《吕氏春秋·季秋纪》：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百县，畿内之县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攒，五攒为鄙，五鄙为县，然则谓县者二千五百家也。(50) 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仍沿用了这一说法。文曰： 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 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宫吹笙竽，习礼乐。飨上帝，用牺牲。合诸侯之制，度车服之差，各以其命数也。百县，圻内之县，言百，举全数尔。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然则县二千五百家也。(51) 成书时间不详的《礼记·月令》记载也大体与两书同。 上述文献中，均是天子或国一诸侯、百县的模式。也就是说，天子封诸侯，而直接统治的是百县。即便《管子》《商君书》成书稍早，但《战国策·魏策三》和《吕氏春秋》所载均是秦始皇统一前夜之事，由此可以确定，当时对秦始皇改制起决定影响的仍是“天子之县内”的王制观念。 “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王制》云“县内”为“王畿”，即“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已经实现王制(天子之制)，遂进行一系列改制、改称号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将“王室”“公室”改为“县官”，取天子居县内、官天下之义。战国秦汉时人所说的“天下”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国家=九州。广义的天下=四海之内=海内。《礼记·王制》“四海、流(荒)、九州、县内”观念的形成可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其下限当在县制已经形成、但郡尚未成为县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时期。其社会基础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实行分封制，即天子将大部分国土分封给诸侯，自己仅统治王畿地区，王畿在国都外采取设县统治。换言之，“王制”是分封制下王畿制度与县制相结合的产物。第二，当时人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东面已达大海，但北、西、南三面的活动范围都不会太远，与中原以外地区的交流也十分有限。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以及交通的发达，对外交流增加，对世界范围的认识也随之扩大，故而产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中国的疆域在世界之中仅占八十一分之一。但由于《礼记·王制》和《逸周书·作雒》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经，不可撼动，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依照这一王制观念，将新王朝和自己的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自己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附记：张奇玮同学在核检资料、绘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12月1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古代史研究新视野”工作坊第四期“政治地理”中，承汤勤福先生评议指教。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很好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