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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一五《杂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5页。 ②《史记》卷七九《范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修订本，2014年，第2926页。 ③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2页。合集在注释中又加引《墨子·杂守》。 ④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统计。 ⑤《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524、2525页。校勘记第23条夏家：殿本作“夏官”，凌本作“夏者”。张文虎《札记》卷四：“此二字疑即上文‘官者’二字之误衍。”(第2529页) ⑥《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3页。 ⑦《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第3323、3324页。 ⑧[清]刘宝楠：《愈愚录》卷四，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笔者标点。 ⑨[清]郭嵩焘著，邬锡非、陈戍国点校：《礼记质疑》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39页。 ⑩[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伍)》卷五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62页。 (11)赵伯雄：《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1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3)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此后在公布的第一册释文中简号改为8-461。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释文据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14)游逸飞说：“秦更名方似乎揭示‘县官’指涉皇帝、朝廷，为秦始皇的创举。‘王室’本指统治者之私家，在家国难分的周代，‘王室’自然具有政府、朝廷的意涵。‘县官’既取代‘王室’，便继承其意义。这就是‘县官’为何既指皇室，又指政府的缘故。”(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秦简牍合集》注释：“今按：里耶秦简8-455：‘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其中的‘县官’或指县级政府，或指各级政府。简文‘公室告’似指官府按规定可受理的告诉。‘非公室告’指官府按规定不可受理的告诉，即法律规定不予接受的告诉。”(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2页) (15)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2页。 (16)《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9页。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8页。 (18)《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9-260页。 (19)《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8页。 (2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3086页。 (21)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1页。 (22)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193、243页。 (2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3-304页。 (24)[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 (25)关于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范围内都有丰富的研究，此仅列举数种：Joseph R.Levenson(列文森)，“T'ien-hsia and Kuo，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1，No.4，(Aug.，1952)，pp.447-451；[日]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觀念一政治思想史的試論》，京都，ハ、一バ一ド·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场委员会，1956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童书业：《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东京，校仓书房，2003年(中译本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6)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历来有很大争议。徐喜辰曾总结为七说：孔子门徒所撰说、六国时人所撰说、二戴据古礼所删说、二戴所传说、二戴据《曲台记》所删成说、汉初诸儒编定说、东汉末年说。主流观点认为，其独立成书或晚至汉代，但其中保存着许多先秦时期的材料，其史料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周礼》《仪礼》。参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页(“前言”作于1994年9月)。关于《王制》篇的成书同样也有多种说法，受篇幅所限，笔者不详述。由于《礼记》及《王制》篇的成书问题甚为复杂，本文无力涉及，但根据本文所引传世文献和新出材料，至少可以证明《王制》篇的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 (27)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8-470页。 (28)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六《王制第五》，第476-478页。 (29)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二○《王制第五》，第580-586页。 (30)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第461-462页。 (3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7-208页。 (32)[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165页。 (33)[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七下新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电子版。 (3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五《作雒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32页。 (3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页下栏一第286页上栏。 (36)[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古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2页。 (37)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38)《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玄注：“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四县为都，方四十里……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一一《地官司徒·小司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39)《史记》卷七四《孟子苟卿列传》，第2848-2849页。 (40)王利器原断作逗号，此为笔者改。 (41)王利器原断作句号，此为笔者改。 (4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九《论邹》，第613-614页。 (43)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一《谈天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3-474页。 (44)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四《难岁篇》，第1019-1020页。 (45)关于邹衍大九州的研究十分丰富，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邹衍九州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245页(原刊1936年)；顾颉刚《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常金仓《邹衍“大九州说”考论》，《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高建文《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胡阿祥《赤县神州：邹衍的海陆世界》，《唯实》2016年第10期；等等。 (4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山国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2-1285页。 (47)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48)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二四《魏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5-1366页。亦见《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4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战国纵横家书·须贾说穰侯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6页。 (49)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86页。 (50)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195-197页。 (51)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