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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产业扶贫中的干预与自由——基于对青海互助浪士当村藏族“牧家园”市场的经济分析(3)

http://www.newdu.com 2019-12-05 《青海民族研究》(西宁 汪晓文 张辉 参加讨论

    (二)政府开出“产业药方”干预经济(2011年~2014年)
    西方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含义指的是:“国民经济中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生产具有一定替代关系的同类属性商品的生产者的集合,具有共同特性的产品(服务)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基准”。[2]在反贫困领域中,产业扶贫作为一项扶贫方式,它是政府基于贫困地区相对优势资源,通过扶持某一产业的发展来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面对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供需失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显然束手无策,如何改变这种发展窘境?身兼发展经济和造福地方重任的当局政府此时往往不会袖手旁观,庞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消费的乘数效应会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在脱贫致富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同样会尝到甜头。当地政府治愈经济失衡的终极举措选择了公共住房工程,公共财政为系统注入资金,帮助部分浪士当村牧民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此举有效激活了当地沉寂已久的供给形势。
    为了提高浪士当景区的整体规划和加速当地旅游业健康发展,2011年浪士当村在政府项目建设的安排下,对景区内地处水线、危害、山体崩塌等危险区域的187户分散住户进行了自愿整体搬迁。集中安置在村“四道水”农田及附近的荒滩地段,用地量达108亩。①一期项目建设在浪士当景区石龙口地段,征地60亩安置牧民25户。②当地政府为动员有条件的牧民集中起来发展“牧家园”经济,对主动搬迁的浪士当村牧民给予每户五万元的补贴,用来修建“牧家园”。政府的产业干预药方在短时期内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新建的“牧家园”在经营中活跃了浪士当村的旅游消费市场,部分牧民因此增收致富,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得到改观。在政府的引导和出资帮助下,更多的牧民陆续加入到了接待游客的市场行列中,壮大了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的规模,有效填补了供给不足的局面。政府在扶贫中实施的产业政策为浪士当村创造了一支成规模的餐饮服务供给群,为前来消费的游客提供了充足的选择余地。在新鲜血液的输入下,浪士当村沉闷已久的“牧家园”市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市场供给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牧家园”经营户的增多,弱化了干预前自然垄断的力量,产业市场竞争开启了崭新的阶段。
    与市场相比,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政府之所以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很多时候是政府为了达到它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比如改善民生。这个目标可能与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目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干预得不到位往往会给产业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发“市场失灵”之后出现的“政府失灵”。虽然在凯恩斯看来,“缺乏私人投资、储蓄或投资跟不上的时候,政府出资进行公共项目建设能够维持高水平需求,保住就业岗位”。[3]这一点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极好的的印证。但在行业长期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也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在长期运行中暴露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政府原本计划给予搬迁户一定补助,帮助牧民修建具有一定藏饰风格的牧家小院,打造具有藏式特色的“牧家园”建筑群落。但因修建成本太高、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加之浪士当村百姓经济状况拮据,缺乏私人资本配合,所以藏饰风情建筑的美好愿景在残酷条件下宣告破灭。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特色、千篇一律、结构单一的普通住宅。由于政府可以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和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需要,所以在政府简单干预下的浪士当村“牧家园”建筑失去了民族元素的宝贵比较优势。而这一点恰恰是游客对“牧家园”消费期望的关键要素,甚至会成为在竞争中决定成败的基础条件。在调查过程中,很多游客表示出这里缺少牧民特色元素,没有达到内心对民族文化向往的预期效果。一位来自甘肃兰州的女游客深有感触:“这里修建的房屋院落都一样,没有特色,去过一家别家就没必要再去了。”(某游客,女,大学文化。)随着消费者对民族特色需求的浮出,政府干预修建的房屋院落,开始慢慢暴露出其计划性在所难免的缺陷。
    在哈耶克的观点中,“政府想叫人人平等,或是为所有人提供相同资源叫他们平等,这太荒谬了。人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异,是维护进步与繁荣的基本要素。我们所期待的经济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正是不平等的结果,没有不平等,经济快速进步是不可能是实现的”。[4]当地政府干预帮扶牧民经营“牧家园”参与市场竞争,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浪士当村牧民的贫困问题。但是政府干预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浪士当村牧民身上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浪士当村的大多数居民世代从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对定居生活感悟并不深;对个人以及家庭的卫生条件和饮食条件要求不高,待人接物也比较生硬,这些条件与餐饮服务业的要求相差甚远。浪士当村经营者现有的文化水平、经营理念和行业素质难以满足游客挑剔的需求,尤其是根植在经营者头脑中的游牧文化,对当前的行业经营产生了极大的禁锢。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提到的观点,“文明或文化塑造了经济行为,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5]现状面前,部分浪士当村牧民经营者迫于压力选择不断地学习经营之略提升自我。浪士当村“神龙潭瀑布农家院”老板道出了自己的经历:“和游客打交道,普通话要说得好一点,不然交到打不哈。前8、9年前,我们这里一直说藏话,98、99年那时候,还说着。现在变化了,为了生意也学着说普通话。”(HGQ,男,小学文化。)另一部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则选择了退出市场竞争的行列,转而承包给外来能者经营,将丰厚利润拱手相让,赚取低廉的承包费。虽然政府后期也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为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开办培训班,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成效缓慢。现实存在的能力差距,在短时期内难以快速化解。对于现状。加定镇党委书记给出了这样的期望:“浪士当村的这些牧民经营者,要不断地转变思想、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10年一个步伐10年一个步伐慢慢来。”(TLD,男,大学文化。)
    政府有多重角色,实施产业政策发展区域经济只是政府全部职责的其中之一。作为一般国家管理者的角色,政府自身还肩负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出现结构性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政策打架”。不同政府机构因为职责不同,在各自领域制定的相关政策有时会相互矛盾,严重影响到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景区管委会出于对景区的保护和发展,自2009年11月起开始对景区进行管制,收取门票作为发展资金。高昂的门票挡住了游客的脚步,严重影响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的生意。浪士当村村会计向我们介绍道:
    “2010年左右,那时候门票50元一人,谁都能接受,进来的人多,我们农家院的收入就好。后来门票含观光车票涨成92块一人了,好多游客因为门票太贵了,就不进来了,我们经常是空城。星期一到星期四都没人,周末会有客人。”(MXL,男,高中文化,村会计,聚缘客栈老板。)
    管委会发展景区的政策与当地政府产业扶贫的政策之间明显存在着相互制掣肘的矛盾,门票成为“拦路虎”,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户为了抢夺游客和招揽生意,自发在景区门口进行拉客。原本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经营者拉客行为中被严重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被弱化,浪士当“牧家园”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长期非自由竞争的怪圈。市场力量的严重缺失,影响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提档升级的发展进程。正如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中提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政府。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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