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政府引导式干预辅助自由市场调节经济(2015年～) 市场机制在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条件下，难以正常发挥自身调节经济的作用。政府开出“产业药方”应对自由放任下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政府预期的显著效果，扭转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市场供给不足的局面。但是，随着产业政策边际效用的递减，产业政策很快暴露出其“低效供给”的短板，无法满足消费者预期的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的缺陷导致政府在调节经济中出现了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后接替出现的政府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用政府选择完全替代了市场的选择，严重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并没有给出恰如其分的干预，超出了政府应当辅助市场发挥作用的界限，错误解读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政府角色的多重性和目标的多元化，以至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多地着眼于短期或局部发展问题，很容易在直接干预经济中遗留发展的隐患。对于政府不恰当干预经济的弊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有提及，“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7]虽然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能够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起到暂时的补充效应，但是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如何消除阻碍市场机制健康发育的不良因素。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中出现和共存，迫使政府在面对产业发展的重重困难时，必须协调运用好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的关系，这也是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将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如何实施产业政策，原先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促进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竞争型的产业政策俨然成为当地政府干预的理性选择。市场竞争型产业政策强调政府在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品和外部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对当地经济活动的一种补充或部分替代，而不是直接参与和完全替代市场的作用。当下中国政府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就主动以市场规律作为干预前提，在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原则下，历史性地展现出权力主动收缩的进步。在产业扶贫项目中，开始由政府主导型干预向政府引导型干预转变，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贫困户劳动力，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贫困户的能力禀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浪士当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被认定为后进村，笔者作为浪士当村扶贫工作队一员，通过贫困户精准识别工作，识别出村贫困户共18户51人，贫困发生率为11.6％。在“量体裁衣、因人制宜”的扶贫理念指导下，政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干预方式，通过对贫困户的前期走访后期归类，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帮扶措施。其中对浪士当村中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资产基础的贫困户，结合其本人的发展意愿，实施了发展“牧家园”经营项目。政府帮助他们完善经营设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能力，支持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在此干预模式下，产业信息与个体信息得到有效对接，不仅释放出了劳动要素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合理配置了资产和技术要素的有效使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的整体发展，离不开个体经营者质量的提高，政府帮助有能力的劳动者进入经营行列，避免了个人能力与行业不适应的“临床反应”。 政府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因势利导发挥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促进行业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平衡。引导型产业政策能够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具有市场引领潜力的经营个体，打造产业中示范型样板，避免了过去政府“撒芝麻”式的低效干预。有能力的经营者在发现市场机会后自愿进入该行业领域，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扶持资金等必要措施帮助这些经营者克服进入行业的困难。在对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经济发展的后期调研中，笔者发现当地政府对于有明确设计规划、具有相当发展资金及经营能力的外来经营户，将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以便形成消费者迫切需要的“牧家园”特色和典范。招商引资为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打通了道路，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需求输入了新鲜元素。随着旧式统一化产业帮扶模式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与精准。市场自由因素的出现与活跃，为打破浪士当村沉闷的“牧家园”市场状态，盘活政府主导遗留下的产业僵局，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市场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但是自由市场仍然是当今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在由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必须遵循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自由在公民从事工商、利用生产资料、经营决策等经济活动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这种美德体现在劳动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和流动、生产资料在产业中集约化使用、个人智力在产业中得到充分调动。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会更好地推动市场资本的快速积累，打破现行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攻克的瓶颈。 三、结语：干预与自由的反思 本文以浪士当村藏族“牧家园”经济为例，诠释了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应该是市场选择机制的一种补充而非取代。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过程的哲学基础，指导着国家和政府在面对经济问题时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应用。在不完全竞争的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中，政府前期实施的产业政策协助市场解决了供给与需求失衡的问题，但产业政策过多地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选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当地“牧家园”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政府的“包办”行为很容易造成浪士当村藏式“牧家园”产业“深度”发展的困境。政府出手干预经济补充自由市场的不足，需要做的不是干预微观经济和操控市场，而是更多地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优质和便利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政府引导型的干预方式，能够给予市场微观个体更大的自由。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扶贫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如果缺少了产业良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扶贫效果也将会随着产业的兴衰而波动。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到的，“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败的关键。”[8] 不能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否定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因为政府失灵的存在，而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不可否认，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政策设计失误或者贯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补充和调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自身革命的问题，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地方各级政府引领非公经济发展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和推动能力[9]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2. [2]范金，郑庆武，梅娟.应用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 [3][4]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M].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91.179. [5]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张维迎.市场与政府[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264. [7]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0.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