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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自立主体，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根本在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的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研究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突显“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与神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关 键 词：章学诚 史学主体地位 史德 史学宗门 圆而神 方以智 作者简介：何晓明(1951-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 “于前史为中流砥柱”，说的是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主体地位的挺立，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乾嘉时代，经学(考据学)“烂然如日中天”[2]74。此外的一切学问，都成为它的附庸。唯有章学诚提出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之说，为历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卓然独立，首立头功。 章学诚早年求学，即不喜为应举时文，而青睐史学。“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3]224。“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93。章学诚认为，史学与经学的特质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价值标准有异。卓越的经学家很可能不精通史学。例如韩愈，“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3]389。“戴东原之于训诂，能识古人大体；程易田之于名物制数，能好古敏求，详审精密。南宋儒林诸公，撷长校短，未易优劣。元、明数百年来，无其人也。然戴氏识精，而程君学密，著述足自成家，而属辞比事之文，则才非所擅。盖史才、经学之判也久矣”[3]371。与经学相较，史学是切于人事的比勘证实之学：“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3]125；“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3]611。 乾嘉时代，学人的一般认知是，经学是求道的唯一途径。这方面的代表性言辞如戴震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183戴震的这一说法，折射出乾嘉时代学人的普遍认知：“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5]184而章学诚却以为，不惟经学，史学亦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 章学诚承认，圣人遗传的“六经”确是载道之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是求道之学。但是，“六经”所言，只是对“道之迹”的表述，而非对“道”的规定，更不能说明它们成书之后所发生的人间世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所以“六经”只是道之器，而非道自身。在章学诚看来，无论六经成书前后，反映人世间诸般事务规律、包括起源于“三人居室而成道”的人心人性规律的研究，不能依靠经学，而只能依靠史学。这就是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523。这也是他在经学如日中天、一统天下的乾嘉时代，力挺史学主体地位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章学诚认为，史学不应为经学的附庸，经学与史学也没有高下之分。他特意声明，自己的多篇文章，“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戴东原之经诂，可谓深矣，乃讥朱竹垞氏本非经学，而强为《经义考》以争名，使人哑然笑也。朱氏《经考》，乃史学之支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何尝有争经学意哉!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3]315。章学诚不满乾嘉时代弥漫学坛的一味考据之风，强调治学亦当通义理。他本人并非不擅考据，“他时时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因此他的义理发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他与当时考证家最不同之处在于他所整理的文献是历史，而一般考证家的研究对象则是经学”[6]45。 章学诚在经学的一统天下里为史学争立主体地位的论辩思路，不是在经学的研究领域内闹分裂、搞割据，而是从研究资料、宗旨、目的、手段等诸多方面，将儒家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将名物考据坐实为史实证明，将义理探究归结到历史演化规律。章学诚认为，经学讲考据义理，讲天人性命，但是，“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1]523。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524这便是他倾情于史学的初衷。 根据“切人事”的基准，章学诚认为，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掩盖了历史学真正的学理价值。“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3]86。他继承王阳明、李贽等人的经史互为表里的思想②，在《文史通义》开篇即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章学诚申明史学的主体地位，其认识基础是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的深刻反省。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流变，章学诚有独到的判断。他认为，史学之发端在《春秋》而非《尚书》。“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3]615。他批评“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固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1]30。战国、秦、汉之际，史学以家学传承的方式延续，“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3]616。隋、唐以降，朝廷设馆修史，“故家自为学之风息，而一代之兴，必集众以修前代之史，则史学之再变也”[3]616。再变的后果，是史学的根本性衰微。“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1]471。从表面形式上看，后世正史完全继承了马、班所创体例，但内在宗旨却“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50 既然“史不成家”是导致史学失传的本因，那么，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说到底实有赖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关于史家主体，唐人刘知几有“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章学诚在此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认为，就史家主体地位的建构而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1]219。刘氏之谓“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1]219。章学诚强调：“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1]219 章学诚从“心术”角度讲“史德”，有深义焉。论者多以为刘知几已强调史家之德，“直书”、“曲笔”是也。“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179。章学诚则更深入一层，从如何养成史德的根本大义上，将司马迁“通天人之际”的史家首条素养，落实到个人性情的修为。章学诚说，“良史莫不工文”，“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1]220。良史至文，“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史家之文，是史家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情的凝结。“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警醒自己，“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调整气与情，防止违理自用、汨性自恣。如果气失而宕、激、骄，情失而流、溺、偏，那么形诸史笔，则“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1]220。章学诚在这里强调的是：“戢敛血气，安静情感，一秉理性以写史，为史家应有之态度。”[8]100据此，章学诚认为，屈原和司马迁均为史德的典范。《离骚》和《史记》也绝非所谓怨诽发愤之作，而是气平情正、天道人义的“千古之至文”。“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1]222。 章学诚批评前辈史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552他提出史德(性情修为)、史识(见解判断)、史学(学术功力)、史法(著述规则)、史意(思想宗旨)、史体(学科格局)、史笔(文字表达)等一系列学理概念，意在建立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历史学理论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邵晋涵所称“于前史为中流砥柱”，绝非友朋之间相互激赏而发的溢美之词。 “于后学为蚕丛开山”，说的是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在重大理论建构方面，为近世史学的生动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研究者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著作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 章学诚总结《尚书》、《春秋》以下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但“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49～50。中国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史记》和《汉书》，同为纪传体，但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章学诚在这里辨别二者的异同，关注的不是史书的体裁和体例，而是其内在的学术理路。显然，在他眼中，外在的形式远不如内在的神韵更值得史家去琢磨和体会。同样，我们研讨史学的理论建构，最关心的亦不应是外在的体裁和体例，而应是内在的学术理路、内在的神韵。 所谓学术理路，是指治史者遵循的治学逻辑、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依本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学术理路既是个性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共同遵守的；既可以体现在个人著述的文字中，也可以体现在学科演进的规律里。人们常常议论的学术派别，其实就是大致遵守相同学术理路的学者的集合体。 关于学术理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家早有辨析。唐人刘知几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9]301史事之实录与史义之阐发，要旨不同，手法不同，但均为治史之正道，不过流派有别。接续这一思想，章学诚继续推进：“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9他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1]49虽然“皆为纪传之祖也”，但“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50。这里的“记注”和“撰述”，表面上看是著作体例的区别，但其实质却是学术理路的区别。此外，章氏还有“著述”与“比类”、“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的区别，所指大致相同。 章学诚认为，“撰述”和“记注”作为史学两大宗门，各有自身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和技术手段。他分析三代前后史学的重要变化：“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1]30因此，史学的发展路径，应当是回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的正确轨道上来。有学者认为，章学诚用“撰述”和“记注”两个概念分别界定历史著作和史料记载[10]126。这是误解了论者的本意。章学诚主张“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81。在他的心目中，“整辑排比，谓之史篡；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524。因此，他所谓的“记注”，也不会是单纯的史料记载，而是具有“方以智”特征的史学一大宗门。 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讲究“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