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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认为，“撰述”一门，必须讲究“史意”阐发。“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1]489。这“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即为“意”。他特别强调，但凡著述之文，“得其意”与“无其意”之间，自有天壤之别。“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1]508。因此，“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3]83。“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1]464 章学诚独到而深刻的“圆而神”、“无定名”的“史意”论对文化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半个世纪前侯外庐就指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成就“在文化史学方面”[11]485，《文史通义》“更近于文化史”[11]492，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11]493。余英时则认为，章氏所谓“史意”，“细按之则正是西方批评派的历史哲学”[6]240。可惜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界和文化史研究界都对这一重要观点注意不够。笔者曾撰文《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提出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史研究的路向，只能是章学诚所谓的“圆而神”而非“方以智”[12]。具体而论，它应该体现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服务于作者识见表达的不拘一格、法无定法上，这就叫“无定名”。所以章学诚强调“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470。惟有“无定名”，方才可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阐扬“史意”，成一家言。 章学诚认为，“记注”一门，讲究的是“史法”的规范。在此方面，章学诚“方以智”的理论主张，对于地方志的研究，也有宝贵的开山之功。 地方志研究在中国学术系统中流存久远。就学科属性而论，它究竟属于地理学还是历史学，学人理解各有不同。就此问题，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夏天，章学诚与戴震有过当面直接的争论③。曾修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的戴震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1]869而章学诚则认为，戴震虽“经术淹贯”，但“不解史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1]869章学诚强调，方志属史部之书，“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1]870。章学诚分析了地方志误归地理之学的缘由：“《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其时方志属史学无疑。秦汉以后，“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1]587。 关于地方志在史学体系中的地位，章学诚论道：“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1]588 在丰富的修志实践的基础上，章学诚总结归纳出地方志修撰的规则法度。“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1]861。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章学诚与天门县知事胡某讨论修县志诸问题，提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粧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1]843。 在与友人甄秀才讨论修志规范时，章学诚又提出：“体裁宜得史法，成文宜标作者，传体宜归画一，论断宜守谨严，典章宜归详悉，自注宜加酌量，文选宜相辅佐。”[1]826～828 方志之名，源于《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章学诚据此而提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571针对可能的质疑——“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章学诚的回答是“明史学也”[1]571。 为何说“方志立三书”是“明史学”之要，章学诚进一步论证道：“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1]572 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章学诚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技术性、规范性要求，意在与前引的“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470作一对比。表面上看，这些说法颇有自相矛盾之嫌；但如果将它们与章学诚“撰述”、“记注”两分的史学宗门说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神韵，遵循不同的技术路线。“撰述”类著述，如我们今天分类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应当向“无定名”、“圆而神”的方向努力，而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地方史志，则应当向“有成法”、“方以智”的方向努力。二者之间，并没有格调雅俗之别，更没有水平高下之分。 章学诚在世之时，并未享有隆誉。在他百年之后，其人其学则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评判。尖刻批评者如李慈铭说：“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固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驾空虚无实之言，动以道眇宗旨压人，而不知已陷于学究云雾之识。”[13]781极度赞扬者如梁启超说：“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2]69杜维运则说：“读章氏之书，可以对中国史学之整个发展变迁，有一清晰之概念；可以知如何运用新方法，采用新义例，以创垂新史学。中国史学界言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者，以章氏为巨擘，方之欧美史家，亦略无逊色焉。”[8]7截然相反的评价，共同坐实于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抽象地说，是革命性地、高屋建瓴地标示史学的求道宗旨；具体地说，是核名实，别宗门，构建起自洽、互补的史学宗门体系。 笔者习史多年，常听到“某人做的不是学问”一类批评之词。排除出于个人恩怨原因的故意贬抑，这种批评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因为所习之史宗门不同而产生的隔膜与误解。诚如章学诚所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9无论方圆，只要努力去做，都是好学问。章学诚还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477依笔者的理解，“无定名”、“圆而神”的撰述者，乃“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有成法”、“方以智”的记注者，乃“沉潜者尚考索之功”。章学诚在这里强调的是，史学领域内不同学术理路、学术宗门的共存共荣，犹如自然界日月寒暑的相互轮回，天经地义，不可替代。 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内，史家需要处理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个案与规律、专论与通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等一系列的矛盾关系。侧重或强调任何一个方面的治学理路，都有其相对的必要性、合理性，都有绝对的存在价值和永恒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如影随形的弊端。学术理路的选择，既由学人个性特征、问学经历而定，也与学科特性相关。在个人因素方面，思维特点、师承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学科特征方面，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更接近“史观派”这一路，应当追求“圆而神”的境界；而经济史、制度史、地方史则更接近“史料派”这一路，应当讲求“方以智”的格调。学人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天地里纵横驰骋，而不必指责别人做的不是学问，尤其不要在学术理路的层面上轻易指责别人的学问来历可疑，缺乏根基。 就此而论，章学诚“圆而神”与“方以智”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史学宗门论，实在值得我们好好体味，从中受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