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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大钊不仅是唯物史观派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还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联系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从现有资料来看，李大钊与顾颉刚曾一度供职于北京大学，但二人的关系却较为疏远。然而，唯不能因此而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这一学术因缘的深入挖掘，不仅可以推动李大钊和顾颉刚的个案研究，更能引发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学书写问题的再思考。 关 键 词：李大钊 唯物史观 顾颉刚 “疑古”思想 作者简介：李长银，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系副主任。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燕赵史家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HB18LS011)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李大钊的学术定位，过往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但事实上，李氏不仅属于唯物史观派，还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才能更为“近真的”估定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论断决非推测之辞，而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作为史料考订派的头面人物，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关于这一点，过往学界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观点上，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但认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也不能成立。第二，在材料上，主要以《顾颉刚日记》为依据，未能参考《顾颉刚书信集》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的相关资料。因此，关于这一课题，尚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以及辨正的必要。 一、不相为友的人生交往 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人生交往始于北京大学。李大钊于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在此之前，当时正在北大求学的顾颉刚即得到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1917年12月17日，顾颉刚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行严先生未能忘情政治，政界中人亦不能忘先生，故虽在学校，而政务殷繁。初闻有南行之说，近已将图书馆主任开去，易以李守常，亦《甲寅》杂志记者也。”②由此可知，顾颉刚十分关注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这次人事变动，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专门提及。 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交集，张京华先生首先注意到了顾颉刚的《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其言曰：“1918年3月，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十几天(1918年3月4日至16日)，专门批评图书馆工作”。之后又说：“其后到1920年7月，顾颉刚毕业后在北大求职，求职单位正是图书馆”。但是，“顾颉刚没有直接找李大钊帮忙，而是转由胡适推荐，表明了他与李大钊、胡适二人关系的远近之别。”③若以此观之，顾颉刚在进入图书馆之前，与李大钊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还存在一些过节。 但事实上，这位论者的叙述尚须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根据顾颉刚的《致〈北京大学日刊〉》与《西斋读书记第一册》，《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并非写于1918年3月，而是写于1917年11月。至于此文之缘起，顾颉刚在《西斋读书记》中进行了说明，兹转引如下： 十月中，章行严先生接任图书主任后，即下通告，谓馆章预备改订，所有阅书时间、书籍分类、取书方法及其他应改良之处，学生诸君如有意见，尽可开列送交本馆，以便择取，云云。予笃好书籍，而于本校图书馆踪迹颇稀，由其取书不便也。因草条陈若干则，而馆中随时改变，予陈即不得不随时窜易。④ 由此来看，《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是响应章士钊的“通告”而作，绝非是有意针对新上任的李大钊。 其次，在进入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胡适、李大钊的关系确实有“远近之别”，但这个区别有待于解释清楚。第一，李大钊进入北大的职务是图书馆主任，故顾颉刚与其没有直接的交往，用“远”来形容二人的关系似乎都有些牵强。第二，与李大钊相较，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略为密切。根据《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胡适进入北大不久，即开有“中国哲学史”一门课，而顾颉刚正是台下听课的学生之一，并受到了不小的启发，故二人有一定的师生之谊。⑤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并不是很“近”。否则，当顾颉刚毕业在北大找工作，便不会由罗家伦代为推荐，而是自己亲自去找胡适帮忙。如此来看，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李大钊的关系是相当的“远”，但与胡适的关系也不是很“近”。 1920年7月，顾颉刚正式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开始了与李大钊的交往。对于这一交往，周文玖先生根据《顾颉刚日记》进行了扼要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顾颉刚对李大钊是很尊重的，在日记中一般称‘守常先生’。”但是，“日记内容显示，他们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似乎没有特别的私交和学术沟通。”此外，他还对“《顾颉刚日记》所记的有关李大钊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其一，“属于工作请示和工作安排”。其二，“对李大钊的不满”。其三，“对李大钊鼓吹革命，从事反对北洋政府活动的责备。”⑥总之，顾颉刚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后，虽然与李大钊有了正面交往，但也仅限于工作关系。 其实，较之《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更能反映出二人的这一微妙关系。《顾颉刚书信集》收录了顾颉刚致李大钊的四封书信。若仅从这四封书信来看，顾颉刚对李大钊还是颇为“尊重的”。⑦不过，顾颉刚在致其他人如蔡元培、沈兼士等人的信中，但凡有提到李大钊的地方，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批评，莫过于他于1922年6月19日写给刘经庵的一封信。其中有言： 我是在北大图书馆服务的，图书主任是李大钊先生，他是主张布尔希维克主义的人，是外边大家知道的。在我们想，他既是主张劳农，必定是一个痛恨“不劳而食”的人，一定是一个不肯“敷衍职务，攫夺薪金”的人。因为他既然主张这一种主义，自然他的性格是应当合于这一种主义的。但一看他的行事，真使人悲观到极步。图书馆的事情，他什么都不做。逢到有人说图书馆里那件事不好，他便招了几个事务员吩咐道：“外边怎样说我们，我们还是改一下罢!”等到外边不说了，这件事就无形消灭了。⑨ 总之，在顾颉刚看来，李大钊的“行事”与“主张”是不一致的，其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也是不称职的。 1922年7月22日，顾颉刚致函李大钊，“正式请求解职”。⑩二人在北大图书馆共事的经历遂就此结束。此后，二人虽还均在北大工作，但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总之，顾颉刚与李大钊虽然有一段共事的经历，但二人的关系则是颇为疏远的。若用一个习语来形容这一关系，不相为友或是一个恰当的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