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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关联：对于孔子的若干认识 实际上，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并不限于“打破黄金时代之说”，还体现在对于孔子问题的若干认识。 有论者指出，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著名的“反孔”斗士，“在推倒孔子之偶像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20)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所谓“独特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孔子之本身”与“孔子之偶像”进行了区分。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其中有言： 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1) 换言之，在李大钊看来，所谓“孔子”，一为“孔子的本身”，一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此后，李大钊还相继在《史学概论》《史学要论》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22) 第二，率先提出了“孔子的学说何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深刻问题，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回答。1920年1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例如，“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换言之，“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因此，“现在经济上发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23) 当然，李大钊在推倒孔子偶像上做出的贡献，决不限于上述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足以奠定他在“反孔”乃至近代孔子研究史上的地位。 继李大钊之后，推进上述孔子问题认识的学者，莫过于顾颉刚。1926年10月3日，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讲演。关于这次讲演的“主旨”，顾颉刚说：“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24)此外，在顾颉刚的原稿中还有这样几句话：“孔子哪里止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25)对于顾颉刚的这个看法，我们称之为“孔子变迁论”。此论提出来之后，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6) 此后，顾颉刚并没有停止对孔子问题的思考。同年11月12日，顾颉刚给被称之为“马列学者的怪物”——程憬写了一封信，此即后来的《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在这封信中，顾颉刚开列了三个自己“对于孔子发生的问题”。第一，“孔子时因经济情状的改变，故政治和道德随之改变，而孔子以保存旧道德为职志，何以他反成了新时代的适应者？”第二，“秦汉以下直至清末，适用孔子一派的伦理学说，何以春秋时的道德观念竟会维持得这样长久？春秋时的时势与秦汉以下的时势毕竟不同，而终不能改变春秋时的道德，这是什么缘故？”第三，“战国以来，创新道德和新政治的人还不少，例如商鞅、王安石、永嘉学派等，何以他们终不能在新时代中立一稳固之基础？何以他们终给传统的儒者打倒了？”(27)此后不久，顾颉刚还就内容大体相近的问题请教了他的好友傅斯年。(28)对于顾颉刚的上述疑问，程憬、傅斯年给予了截然不同的答复。(29)或由于对二者的无所适从，顾颉刚先将这些论学信札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后又将之收录在《古史辨》第二册之中，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无论是“孔子变迁论”，还是“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均与前述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二者之间有没有因果联系呢？ 从现有资料来看，顾颉刚是否看过李大钊的《史学概论》和《史学要论》尚不得考，但分别刊发《自然的伦理观和孔子》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甲寅》和《新青年》则是其所熟知、并经常翻阅的杂志，故此两文应该在其阅读范围之内。如果这一推论大体不误，我们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顾颉刚之所以能提出“孔子变迁论”和“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与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关联。 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较之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顾颉刚的思考更加成熟、深刻了。就孔子的流变而言，李大钊虽然对“孔子之本身”和“孔子之偶像”进行了区分，但在此之前，梁启超已有一定的认识，(30)故不为空前。至于顾颉刚虽然也受到了前人的启发，但其提出的“孔子变迁论”，则有赖于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故于今来看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再就“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而论，此论虽是李大钊率先在学界发问的，但并没有产生过多大的反响。直到顾颉刚，分别致函程憬、傅斯年，并将这些论学信札发表在学术刊物，此问题才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