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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关联：“打破黄金时代之说” 然而，唯不能因此而忽视二人的学术关联。张京华先生认为，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11)对于这一观点，周文玖先生提出了质疑，主张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12)不过，他也不否认“李大钊与顾颉刚在古史观的共同性”。因此，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问题，目前学界尚存在不小的争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或“直接的关联”，但认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则会产生类似过犹不及的问题。 大体来看，二者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武军先生曾指出，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仅就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李大钊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之一即是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13) 按之李大钊的相关论述，他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1922年1月的《今与古》一文之中。其中有言：“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称争论。”“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羡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也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14)由此来看，李大钊之所以敢于提出“打破黄金时代之说”，主要有赖于西方进化论的接受。 不久之后，顾颉刚也认识到了上述问题。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并在该文的“按语”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此文一经发表，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整个人文学界“不禁哗然起来”，(15)一场你来我往的古史大讨论就此拉开帷幕。 与本文主题尤为相关的是，同年7月1日，顾颉刚在该刊的第11期就论敌刘掞藜、胡堇人的批驳进行了初步的回应，此即《答刘、胡两先生书》。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在“层累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四点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言曰：“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16)不难发现，这一“标准”与前引李大钊的观点如出一辙。进言之，二人均立足于进化史观，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进行了批判。 这是一种学术巧合吗？答案至少不是肯定的。详言之，李大钊的《今与古》最初是其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并由吴前模、王淑周笔记，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从现有资料来看，《晨报副刊》是顾颉刚时常看的一份刊物，(17)故我们有理由推定，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或从李大钊的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思想启发。 不过，顾颉刚的思考并不限于历史观的层面，还初步从历史文献辨伪的角度证明了“黄金时代”说的虚妄。其言曰：“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于是，“异于征诛的禅让之说出来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来了，《尧典》《皋陶谟》等极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来了。从后世看唐、虞，真实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是，“我们反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的《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就他们的轨范”。(18)由此观之，顾颉刚之所以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与《尧典》《皋陶谟》等典籍的辨伪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正是由于顾颉刚对“黄金时代”的批判，不仅是“在历史观的层面讲的”，还立足于扎实的历史文献辨伪，故其提出的“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并非如武军先生认为的，“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19)实则其深刻程度较之李大钊的论述，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故，直到顾颉刚，远古为“黄金时代”之说才从根本上被打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