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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近代史学书写的学术启示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李大钊与顾颉刚学术关联的再考察。然而，“历史发生的事并非全部值得一写”。本文之作，决不仅在于通过这一课题的再考察，重新估定李大钊的学术地位，以及挖掘顾颉刚“疑古”的来源，更在于以此为基点，进而思考中国近代史学的书写问题。 早在1941年，中国近代史学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时人周予同即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率先将清末民国的“新史学”划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31)为此后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 继周予同之后，海外学者余英时则进一步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来讲，“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32) 与余英时的认识相近，王学典先生认为：“如同学界所看到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中心的史学群体，从治学路数、学术渊源、为学旨趣、致知门径诸方面看，实际上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内在关联；与此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同陌路。”(33) 客观而论，上述学人的论断大体不误，但必须指出的是，若此次来考察两派之中个别史家的学术关系，则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如同本文所考察的，“史观派”的李大钊虽然与“史料派”的顾颉刚一度供职于北京大学，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十分亲密，但唯不能因此而忽视二人的学术共同性与关联性。首先，二人皆立足于进化史观，旨在“打破黄金时代之说”。与此同时，二人还均提出了关于孔子的流变以及孔子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问题。这些观点或看法无不是反传统的产物。其次，但更为关键的是，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疑古”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和影响。总之，探讨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联系，无论是余英时先生的“尖锐对立说”，还是王学典先生的“形同陌路说”，均不完全适用。 不过，最后必须声明的是，本文决不旨在否认“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是要在提示相关研究者，两派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这或许才是“近真的”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