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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西南边疆地区非法人口数量高居不下 “三非”流动人口近于常态化。“三非”流动人口是指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境外人员。西南边疆陆地边境线多为山地，边境线两侧天然便道、暗道和渡口众多，致使“三非”人口在西南边疆地区流动近于常态化。除了非法婚姻流动人口外，“三非”流动人口主要有三大类：（1）非法偷渡者。不少边民居然非法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充当偷渡者的“蛇头”，抑或组织引导境外人员偷渡入境。据调查核实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在广西边境地区，就查获越籍“三非”人员13514人，其中还隐藏着不少危险犯罪分子。（2）非法务工者。西南边疆地区有20多个语言相通、习惯相近的世居民族跨境而居，中国改革开放后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宽松的就业机会，吸引着邻国的居民设法偷渡入境，以寻求在中国境内居住下来谋求就业，近年来非法务工人员成为非法入境人员的主体。譬如，广西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大量种植榨糖用的甘蔗，由于越南劳动力的价格相应较低，广西蔗农每年从越南非法收留大量非法务工者，也有数量不少的境外非法务工者自行非法入境。（3）非法贩卖人口者。人贩子利用各种诈骗手段威逼受害者集聚到西南边疆地区村寨，然后逐渐将从内地非法贩卖的人口偷渡出境。也有许多“蛇头”和人口贩子，把从越南和其他邻国贩买的年轻妇女偷渡入境。广西边境地区与越南凉山等地，形成了“湄公河次区域”间跨国拐卖人口犯罪的重灾区。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机关统计，仅2005年7月1日至8月10日在广西警方打击跨境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中，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12名为越南籍边民），解救被拐卖的越南妇女58人。大多数“三非”人员毫无法律意识抑或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为了获取和追逐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导致跨境违法犯罪行为构成越来越复杂化。大量流入的“三非”人口和违法犯罪人员，在边疆地区实施偷盗、卖淫、传播性病等恶劣犯罪行为，不仅冲击了中国人口优生优育政策，加重了中国低素质人口压力，而且占用了大量有限资源和就业岗位、冲击了人力资源市场；给西南边疆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给边境地区居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带来沉重负担，尤其严重的是给边境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难于消除的隐患。 （二）西南边疆地区非法婚姻问题异常突出 非法婚姻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灾难。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现象异常突出，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的年轻女性争相嫁入西南边疆地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上民间的跨国婚姻从未断过之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外女性流入边疆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南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这些邻国都高，就业机会和环境比这些邻国更优越，尤其是中国农村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当地女青年外出打工后不愿留在当地成家，内地女性觉得边疆地区太艰苦不愿意嫁到边疆地区等原因，致使边疆地区农村男青年不得不向境外寻找配偶，近年还出现非法婚姻由边境沿线向内地乡镇延伸的趋势。在云南省118个沿边乡镇调查的10575对涉外婚姻中，98%以上是境外女性与云南边疆地区男性结婚后留在中国的“事实婚姻”，这种没有履行合法结婚登记的婚姻不被双方国家认可。地方政府对这些“非法事实婚姻”家庭的实际情况难于掌控，譬如，对农地分配、人口素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无法跟进。边疆民族地区“非法事实婚姻”的存在，实质上给男女双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带来了持续难于解决的后遗症。广西边疆地区的跨国婚姻问题，主要是越南妇女非法婚嫁到境内，由于这些非法潜入境内的妇女不符合中国婚姻法规定，绝大多数“跨国婚姻”成为事实上的“非法婚姻”。这些非法婚姻的女方一旦被查获，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她们直接遣送出境。由于她们绝大多数已经融入当地生活并生儿育女，将其简单遣返易于对相关家庭关系造成破坏；待风头一过她们又偷偷地返回来，由此带来一系列意料不到的次生社会问题。西南边疆地区近年来非法婚姻问题异常凸显，邻国跨国通婚女性一度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现象，增加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成本及难度。非法婚姻带来了边疆地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引发边境地区跨国拐卖妇女犯罪、诱发边境地区卖淫嫖娼犯罪、非法婚姻冲击中国婚姻制度问题、冲击人口优生优育和户籍制度问题等。尤其是非法婚姻问题往往与民族宗教问题、毒品犯罪问题、艾滋病问题交织在一起，确实给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安全治理带来积重难返的后遗症。 （三）西南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 西南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考虑军地两用。当下西南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既满足不了边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更无法满足部队备战的需要。这些问题突出体现在：（1）公路等级与“平战结合”要求不符，等级低、质量差的问题普遍存在，影响西南地区区位优势的整体发挥。（2）港口基础设施达不到国际标准，配套服务设施十分陈旧落后，根本跟不上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港口与公路、铁路和机场之间相互衔接不畅，无法发挥综合交通网络化的整体效益。（3）铁路干线建设密度太小，譬如，广西边境地区的崇左市、百色市的诸多边境县，至今没有高速铁路。云南边疆地区的铁路干线建设比广西更差，既不能便利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更无法满足边疆地区部队平时备战和战时服务前线的需要。（4）口岸行政管理体制体系不畅，在部门机构设置上，职能错位和彼此交叉的情况比比皆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太大，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推拉扯皮现象，与“管理就是服务”的要求相差太远，事实上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管理效能。边境地区的边民互市基础设施建设陈旧，各“边民互市贸易点”之间联系不畅，有些边民互市贸易点处于闲置抑或半闲置状态，有些边境乡镇至今没有边民互市贸易网点。这些现实问题既有来自政府管理部门，也有来自边疆地区当地居民互市贸易群体自身，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和驻扎在当地部队官兵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西南边疆地区毒品犯罪态势十分严峻 西南边疆地区已成为毒品犯罪的重灾区。“金三角”毒源地与西南边疆地区毗邻，尤其是在云南40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跨境而居的居民自由出入境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不少云南边境村寨与邻国村寨之间，就处于“一井两国”“一街两国”“一寨两国”的状态，中缅边境有1000多条便道，几乎所有便道都未设卡抑或无人监管。因而近年来，云南边疆地区因毒品泛滥而引发性病、艾滋病等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害，云南省也因之成为全国禁毒的前沿阵地。近年海洛因查获量占全国80%以上，仅2016年就查获毒品2700起，缴获毒品8.4吨。也有不少毒品是经广西凭祥、宁明、龙州等地入境，然后再从百色、贵港等地过境，把毒品销往内地和海外市场。据广西靖西市公安局统计数据资料显示：“岳玗镇的隘屯有近70%的农户，都曾不同程度地参加过抑或被胁迫参加过贩运毒品活动。有些国际毒枭采用金钱拉拢腐蚀村委会干部，以换取他们私开运送毒品通道的便利；有的公然组织村民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囤积在国外边境线上的毒品分批偷运到境内；有的通过与当地居民非法‘恋爱结婚’的途径，再利用这种合法身份公然从事贩毒活动；有的利用当地艾滋病人、高危病人、未成年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贩运毒品，以逃避边境线上武警、公安机关的侦查和规避法律制裁。另据统计，广西有70%左右的‘两抢一盗’案件都是吸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性从事卖淫活动，2万吸毒人员因吸毒而染上艾滋病。”“金三角”毒源地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和广西成为“金三角”毒品的集散地。国际毒品肆无忌惮地走私犯罪问题，构成威胁和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 （五）西南边疆地区恐怖邪教活动没有消停 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恐怖邪教分子的集散地。近年来世界新一轮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狂潮迅速从中东向全球外溢；具有强烈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态恐怖主义”组织，也正无孔不入地向中国边疆地区渗透。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形形色色恐怖主义的斗争，已成为边疆地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随着云南、广西边疆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疆地区的“涉恐人员”和邪教分子，瞄准西南边疆地区作为他们潜入和潜出的前沿阵地，偷渡出境、藏匿中转、“就地圣战”等极端宗教活动行为，已构成西南边疆地区主要的暴力犯罪和暴力恐怖风险因素。云南境内持有宗教信仰的群众较多，信仰原始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均有相当数量人群。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云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边疆地区信教群众进行意识形态进攻的气焰此起彼伏。广西边疆地区存在的邪教组织，主要有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法门、主神教，还有被公安机关认定的统一教、被立王等其他7个邪教组织。某些受国家政治势力控制和资助的境外宗教团体，通常还打着扶贫帮困的幌子，有组织、有目的地向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渗透活动。“东突”仍然是中国当下最直接的恐怖势力，中国政府反恐怖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于受地缘因素、民族宗教因素以及国内外环境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西南边境地区偷渡案件扶摇直上。曾经一度出现新疆暴力恐怖分子，在新疆边境地区无法找到偷渡出口的情况下，他们便把精力集中到西南边境地区，偷渡人员纷纷向西南边境地区村庄集结，不断打探非法出境通道，企图通过内外勾结的方式伺机非法出境。有些邪教组织和邪教分子披着合法宗教外衣，极力破坏西南边疆地区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旦偷渡不成抑或预谋败露，就在国外极端宗教势力的指挥下展开“就地圣战”。邪教组织在西南边疆地区污蔑执政的共产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国家机关、寻衅聚众闹事。“有的公然抗拒国法、叫嚣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有的装神弄鬼，致使成千上万的信教徒精神错乱抑或死伤致残；有的以性为诱饵发展信教徒聚众淫乱，个别邪教头目强奸女信徒、破坏家庭违法犯罪，严重地扰乱了西南边疆地区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