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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4)

http://www.newdu.com 2019-12-12 《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 李卓 参加讨论

    四、天皇退位的艰难历史回归
    2016年8月8日,时年83岁的明仁天皇以“不具体涉及现行皇室制度,仅表达个人心情”的态度,通过电视讲话委婉表达了退位的愿望,此举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9月23日,安倍晋三政府成立了以经团联名誉会长今井敬为负责人,另有五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者会议”。此后就天皇退位问题,“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者会议”经过七个月的研讨,包括召开14次会议及听取“有识者”意见,于2017年4月21日向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旨在实现明仁天皇退位的《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者会议最终报告》。2017年5月19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经过众议院审议表决(2017年6月2日)、参议院审议表决(2017年6月9日),适用于明仁天皇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终获通过(简称“特例法”)。根据“特例法”,明仁天皇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后称“上皇”。鉴于过去曾有上皇作为“治天之君”行院政、与天皇之间产生权力斗争的历史,明仁天皇退位后的“上皇”称号并不是“太上天皇”的略称,“而是基于回避象征与权威二重性的考虑,作为在现行宪法之下表示象征天皇的新的称号”(67),从而表明天皇退位的回归并非单纯的历史重演,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皇室制度变革。“特例法”突破了自明治《皇室典范》以来130年的天皇终身制,让明仁天皇退位的愿望得以实现,日本国民将在江户时代光格天皇退位202年以后再次迎来天皇与上皇同时存在的局面。从2016年8月明仁天皇表明退位意愿的电视讲话,到2019年4月30日退位,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其间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协商过程。如今,明仁天皇退位之事已经确定,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一)修改《皇室典范》势在必行
    世界上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王不乏因高龄和健康等原因退位的先例,唯有日本天皇不能自己决定退位,其依据是战后新宪法对天皇和皇室的法律定位与约束。在日本近代史上,充满神政性及家长制特征的天皇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对外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后初期GHQ主导的民主化改革,在削弱皇室的前提下保留了象征天皇制,也保留了旧《皇室典范》中皇位继承的基本原则。如果从明治《皇室典范》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130年,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变化及现实需要。比如,在当初制定明治《皇室典范》的时候,伊藤博文力主否定退位是出于避免权臣插手皇位继承,以维护所谓“大日本帝国”最高核心稳定的政治考量。战后《皇室典范》继承了旧《皇室典范》的皇位继承基本原则,是民主化改革不彻底的表现。而今,天皇被剥夺了国政实权,皇室被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社会背景、政治经济环境、人们的思想意识与制定旧《皇室典范》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围绕皇室制度依然循规蹈矩,固守明治时代的传统。
    再比如,1989年56岁即位的明仁天皇是象征天皇制下继承皇位的首位天皇,在平成时代30年里承担的公务量比昭和天皇时代大幅增加,加上年老及患病等原因,提出退位乃人之常情。但不仅《皇室典范》不承认天皇退位,而且按照新宪法“天皇只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的规定,明仁天皇虽然有退位的愿望却不能直接表达,因为这有干涉国政之嫌,只能委婉表达自己的想法。难怪有人称“天皇是日本最没有人权的人”(68)。
    又比如,当今皇室在明仁天皇孙辈的男性成员中只有2006年出生的悠仁,由18人组成的皇族中有14位是女性,其中除德仁皇太子的女儿爱子之外皆已成年,根据《皇室典范》第12条“皇族女子与天皇及皇族以外者结婚时脱离皇族身份”的规定,随着女性皇室成员结婚,未来皇室成员将进一步减少。凡此种种,都说明已经到了应该对《皇室典范》进行修改的时候。明仁天皇在2016年8月8日发表电视讲话中也表示他一直在思考“处在日新月异的日本和世界之中,日本的皇室如何将传统寓于现代,使之鲜活地融于社会并回应人们的期待”(69),表明他早已认识到皇室与时代和社会脱节。当今君主立宪国家的王室大多允许国王退位,而且女性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日本皇室跟上时代及世界潮流、修改陈旧的《皇室典范》是必经之路。
    此端拥有革新意识的明仁天皇表明退位意愿,实际上是对成规旧矩提出了挑战,进而呼吁对皇室制度进行改革。尽管最终通过的“特例法”只为明仁天皇而设,《皇室典范》并未得到根本修改,但毕竟是迈出了皇室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明仁天皇退位的实现,是修改《皇室典范》的突破口,必将引起人们对未来创设女性宫家、进而出现女天皇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只有把皇室制度纳入现代规范,才会使象征天皇制更有生命力。或许这才是明仁天皇退位诉求的实质目的及意义之所在。
    (二)日本政府肩负改革皇室制度的责任
    根据《日本国宪法》制定的新《皇室典范》与旧《皇室典范》的根本不同,它已不是作为“皇室之家法”而存在,故其修改必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和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凡涉及皇室相关事务的改变,都要在对《皇室典范》进行相应修改后才能实施。因此,贵为天皇的明仁也无权改变皇室的规矩,他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敦促政府而已。在宪法的框架下,修改《皇室典范》或对皇室制度进行改革,实际落在了对议会负责、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日本政府肩上。对日本政府来说,由于《皇室典范》涉及种种敏感问题,对其进行修改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长期以来,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一直拒绝对皇室制度做任何改变,使皇室制度改革阻力重重,政府领导人一般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
    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自恃拥有很高的内阁支持率,曾进行过修改《皇室典范》的尝试。针对皇室近40年间没有男性皇室成员诞生、皇位继承人严重不足的紧迫现实情况,小泉纯一郎把国民关心的皇位继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为实现“稳定的皇位继承”,决定修改《皇室典范》。2004年12月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关于皇室典范之有识者会议”,经过近一年的研讨,于2005年11月下旬提出了对皇室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报告书,旨在承认女性天皇、皇位继承顺序不问男女以第一子优先为原则。尽管当时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3.5%的受访者接受女性天皇(70),但报告书还是引起一些保守团体及国会中1/3议员的签名反对。在小泉政府进退维谷之际,随着2006年初文仁亲王妃纪子怀孕的消息披露及当年9月6日皇长孙悠仁出生,小泉纯一郎只好放弃向国会提交修改《皇室典范》的计划,战后70年间唯一一次修改《皇室典范》的尝试功亏一篑。
    悠仁的出生暂时消除了皇统断绝的危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皇位继承人不足的局面。待悠仁长大成人后,可能面对更加深刻的继承人危机。据此,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执政时期,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将此作为“火急议案”,要求内阁拿出对策。有了小泉执政时期承认女性天皇的方案受到多方反对的前车之鉴,野田政府避开了承认女性天皇这一敏感问题,仅提出就设立“女性宫家”进行探讨,以使皇室女性能够在结婚后留在皇室继续履行皇室事务。随着民主党政权下台,野田政府的方案也不了了之。
    从2012年底开始,日本政坛进入安倍晋三时代。安倍政府在将近四年时间里未就修改《皇室典范》有任何作为,而是优先在政治上推进日本变为“正常国家”、修改和平宪法,在经济上推进“安倍经济学”,这迫使明仁天皇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方式——2016年7月13日首先通过NHK电视台披露退位的愿望,这样做无非是想以此方式提醒安倍政府关注皇室问题。在位天皇公开表达退位意愿,是从明治《皇室典范》制定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事态,国民对天皇退位的充分支持与理解(71),以及国际舆论对退位问题的广泛关注,使安倍政府无法继续回避皇室问题,开始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在天皇退位的制度性障碍面前,安倍政府面临两种选择:或对《皇室典范》进行根本修改,或设立允许例外的“特例法”。前者具有恒久性,但需要审议的内容繁多,情况复杂,难度大;后者是制定仅适用于明仁天皇退位的特别法,与前者相比简单得多,安倍政府选择了后者。从“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者会议”的设立就显示出安倍政府在解决皇室继承危机方面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态度。在“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者会议”研讨期间,仅就“退位后的立场”“退位后的天皇及此后事务的组织”“退位后的天皇及此后相关费用”“退位后天皇的活动方式”“非皇子的皇位继承顺位第一位的皇族之称呼”等问题进行讨论(72),不仅未采纳民进党、共产党等在野党提出的建立永久性退位制度的建议,更未涉及皇室制度的重大改革问题,如女性宫家的设立、允许女性天皇出现等。可见,安倍内阁通过“特例法”的方式解决了当今天皇退位的问题,仅仅是权宜之计,皇位继承危机实际上并未因此消失。
    概而言之,从小泉内阁时期皇长孙悠仁诞生致使修改《皇室典范》之议流产,到野田内阁设立女性宫家方案半途而废,再到当今安倍政府主持制定非恒久性的“特例法”,可以看出日本对皇室制度进行改革是何等艰难。适应时代的变化及皇室的现状,对《皇室典范》进行修改,使现代气息融入古老的皇室,是历史赋予这一代政治家的任务。然而保守势力束缚了政治家们的改革勇气,在政府施政层面,也缺乏深刻的政治理念和长远的政治眼光,只能在面临危机或严重事态时疲于策略上的应对。早在小泉内阁修改《皇室典范》中途告废时就有人批评这种“不思谋求恒久性解决,但求策略性过关”的做法体现了日本“实用理性”无处不在的特征。(73)因此,明仁天皇退位问题不仅事关明仁天皇本身,更事关象征天皇制的未来。如何让日本的皇室跟上世界潮流,以使象征天皇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时代感和新的气息,日本政府依然任重道远。
    645年,第35代天皇皇极女帝在其子中大兄(后来的天智天皇)发动意在肃清豪族苏我氏势力的“乙巳之变”后退位。此后,经过“大化改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大化改新的成果并未持续长久,从平安时代开始便重蹈皇权衰落的覆辙,天皇退位常态化便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天皇退位的普遍存在,既有由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未形成严格的制度规范造成皇位继承处于无序状态的社会原因,更有不同时期强权势力操控皇室,干涉皇位继承的政治原因。明治时代为了维护近代国家最高核心的皇室的稳定,通过制定《皇室典范》使皇位继承有了明确的制度约束,天皇退位被否定,这一原则又被战后新《皇室典范》继承下来。如今,在安倍政府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突破了实施130多年的天皇终身制,使高龄的明仁天皇的退位愿望得以实现。明仁天皇退位风波在日本国内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皇室被穿越回古代,天皇退位、上皇等历史的存在突然再现于当代社会,与民众生活离得那么近。围绕对天皇退位的关注与争论,不啻一场日本历史知识的普及,古老的皇室完全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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