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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拉美研究的转型挑战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表明，受政府政策和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双重驱动，中国的拉美研究特别是近40年来在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如此，这种进步仍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拉美研究的需求：无论之于当前中国对拉美的政策需要，还是对于中国企业走进拉美的运营需要，抑或是中国公众对拉美的知识需要。这种差距反映出拉美知识的生产一方面存在数量上的绝对不足，另一方面又因重复生产而出现相对过剩，由此对中国拉美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转型挑战。 （一）研究视野的转型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一直服从和服务于两大目标，一则对拉政策决策，二则“以资镜鉴”。也就是说，尽管后者具有部分知识生产的功能，但同样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这种“从中国来，到中国去”的线性思维本质上有沦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危险，以致“某些观察和结论更像是我们学者的臆断和希望，而不是基于深入了解后的所得”。而在研究实践中，囿于视野所限，还存在一种将“拉美问题化”和将“问题拉美化”的趋向。 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视野也亟待随之改变。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拉美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强，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聚焦于拉美地区本身，也愈来愈聚焦于拉美的利益相关方。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成为拉美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由此引起研究中国的机构以及研究拉美的机构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中国问题研究和拉美问题研究在“中国和拉美”问题上找到了交汇点。国际上一些致力于中国研究，甚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著名学术刊物频出“中国和拉美”特辑，更不用说一些关注拉美研究的学术刊物拿“中国和拉美”大做主题文章了。这种新的变化要求中国的拉美研究亟待走出“中国”,加强与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国际同行的横向交流与对话。中国的拉美研究唯有在地理和思维上走出“中国”，才能为对拉政策提供更好、更优的决策智慧，同时也能创造公共知识，以满足新时期中国社会对拉美研究的迫切需要。 当然，这种“走出中国”，并不是不要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而是要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关照中国的拉美研究，即从世界出发到达拉美并最终回到中国。在新的研究框架下，拉美首先是全球视野中的拉美，其次是拉美视角中的拉美，最后才是中国视角中的拉美。正基于此，中国的拉美研究要有融通中外，特别是融通中西（中美、中欧等）和中拉的学术新视野，注意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经验，同时秉承本国的学术传统及自主和创新精神，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学术体系。 （二）研究方法的转型 受地理距离和财政资源的限制，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无法实现“方法上的在地”，研究手段主要依靠信息文献分析——诚然如此，信息文献也一度成为稀缺资源。在新的时期，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全速推进，信息文献已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挑战。从旁观式研究到参与式研究或是即将到来的转变。 拉美研究有其作为区域研究的本质特性，那就是语言和在地化。尽管对全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的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掌握了拉美地区的两种主要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仍有将近一半的研究人员只掌握英语。事实上，单纯的英语能力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挑战，甚至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拉美研究学者。语言本地化是实现研究在地化的基本条件，在拉美地区更是如此。因此，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掌握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应以语言为利器，鼓励更多的拉美研究人员走向拉美前线，通过跟踪观察和感同身受的参与式研究，获取一手的体验和一手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将田野发现同传统的文献分析相结合并辅以深厚的理论分析，以尽可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借此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研究人员正确地认识拉美、研究拉美，而且其呈现给社会的研究成果也将是一个更加真实、客观、多元的拉美。 然而，在地化通常需要庞大的资源和时间支撑，在现实中很难普及。作为拉美研究之典范的美国虽然迄今都以在地化为主要路径，但也采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辅助措施。美国的“拉美研究是北美人‘与’拉美人一起做的而非‘为’拉美人做的产物” 。从这种经验出发，笔者认为在地化的一种重要补充路径或是将拉美的中国研究同中国的拉美研究实现有机的融合，构建一种学术上的新型互助合作关系。当前，受中国崛起和中拉关系密切的双重作用，中国研究在拉美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愈发受到关注。但和中国的拉美研究一样，拉美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类似的“在地化”问题。面对共同的挑战和高度的互补性，中国的拉美研究和拉美的中国研究完全可以通过交流、分享和协作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一则可以推动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二则又潜在地创造和培养了中国的拉美研究伙伴。 （三）研究内容的转变 鉴于政策导向是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总特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拉美研究始于拉美历史，却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甚至并不罕见的是，拉美历史专业毕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新机构就职后也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研究。事实上，全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的调查结果印证了我们的想象：拉美研究高度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三大传统领域，这三项通常被视为和中拉关系密切且直接相关的“有用之用”。 和中国相比，作为拉美研究之典范的美国，其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甚至愈发关注“无用之用”。以美国拉美学会（LASA）的官方刊物《拉美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为例，在2017年发表的45篇学术论文中，有58%集中于人文科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42%集中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其中文学和文化研究成为近年来最突出的研究领域。而《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虽然号称“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创刊早期也一度刊登过拉美文学类的研究论文，但近期反而更加聚焦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现实性问题。当然，这或许与其更新的办刊宗旨有关，即“主要刊载有关拉美地区和中拉关系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热点问题及前沿问题的开创性、突破性科研成果”。 正是在政策导向和快出、易出成果的驱动下，拉美研究在内容上存在普遍的相对失衡。总结来看，大致可以归为“十多十少”：即区域研究多，国别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大国研究多，小国研究少；应用研究多，基础研究少；热点研究多，冷门研究少；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现实研究多，历史研究少；“有用”研究多，“无用”研究少；碎片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少；单学科研究多，跨学科研究少。事实上，这些“多”和“少”的背后都反映出当前的拉美研究充斥着浓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过分注重实用性研究，而忽略基础性的学术研究。然而，值得警醒且业已被印证的是，没有足够雄厚的学术积累和基础知识支撑，就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深刻的政策建议。换而言之，“注重学术意义和为政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之间本身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 在新的时期，随着拉美研究队伍的扩大，特别是新生研究力量的学科背景更加多元化，拉美研究的内容也必将在未来出现多元化趋势。但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靠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自觉自为，另一方面靠学术刊物（比如《拉丁美洲研究》）和学术团体（比如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积极引导。 （四）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拉美研究 经过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拉美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面向新时代，服务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状态、发展趋势、发展愿景，与世界潮流同向同势，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中国深刻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拉美研究的需求会更大，要求会更高、更指向未来。面对新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亟待转变观念和思维，以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大力加强基础研究，既为“厚积”学术素养之谋，又为“薄发”政策研究之用。 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拉美研究要实现深刻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尽管经过前50年的碎步前进和后20年的疾速发展，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摆脱这个阶段——高精准地服务于国家对拉战略的政策需要尚需时日，知识生产的使命道阻且长。而告别这个初级阶段恐怕至少仍需两三代人的积极作为和主动转变。就目前而言，面对挑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转型亟待先行，以成为这一宏大转型的先导。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拉美研究团体，面对拉美研究的“井喷式”发展，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或许喜忧参半：为“蓬勃发展”而喜，为“野蛮生长”而忧。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未来需要做的恐怕不止是将其宗旨从“团结”转向或者附加“服务”和“引领”职能，而要以切实的行动帮助越来越多的新兴研究机构跨过转型期，助其从数字上的“有形”力量转变为真正的生力军。这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未来告别初级阶段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