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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衡》作为汉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著，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其中，涉及海洋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价值；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亦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视窗。而作者王充因出生与长久居留地方的滨海环境生成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总结和说明。考察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思想家。 关键词：王充 《论衡》 海洋情结 海洋意识 海洋文化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国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重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L001） 王充著《论衡》，成就了体现东汉时期思想文化丰收的代表作。作为汉代文化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亦形成深刻影响的名著，《论衡》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论衡》中涉及海洋观察乃至海洋开发之有关鱼盐经营、航运实践、地理知识、神秘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值得重视的价值。有些认识，来自亲近海洋的自身体验和具体感觉。《论衡》书中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一扇视窗。《论衡》作者王充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认真的分析、总结和说明。秦汉社会有关海洋的理念显现了体现出时代意义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海洋开发曾经取得空前的成就[1]。考察和分析汉代的海洋文化，理解并说明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对海洋予以颇多关心，亦对海洋具有较多知识的思想家。 一、“负海”“浮海”体验：越人的远航能力与海洋情感 王充《论衡》在政治论说中经常用“海”以为比喻。如《论衡·须颂》：言“圣世”“圣主”其“德”“大哉”，又言“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以“海”为喻：“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2]（P850）《论衡·定贤》关于“衰乱之世”政治识见的讨论中，也说到“海”：“浮于海者，迷于东西，大也。行于沟，咸识舟檝之迹，小也。小而易见，衰乱亦易察。故世不危乱，奇行不见；主不悖惑，忠节不立。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2]（P1111）他在讨论认识论的规律时言“大”“小”，以“海”之“大”与“沟”之“小”对比。而所谓“浮于海者，迷于东西”，似是亲身经历航海实践获得的体验。《淮南子·齐俗》写道：“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3]（P352）《淮南子》所谓“不知东西”之“惑”，即《论衡》所谓“迷于东西”。又《论衡·说日》写道：“盖望远物者，动若不动，行若不行。何以验之？乘船江海之中，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船行一实也，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2]（P500）有这种“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的感受，并经思考，得到“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的认识，应当也是通过“乘船江海之中”的航行实践获取的心得。所谓“何以验之”，明说这一知识来自“船行”海上的亲身体验。 《文选》卷二八谢灵运《会吟行》：“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李善注：“《汉书·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论衡》曰：‘天晏列宿炳奂。’晁错《新书》曰：‘齐地僻远负海，地大人众。’宋衷《易纬注》曰：‘天文者谓三光，地理谓五土也。’”吕向注：“星纪吴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负，背也。言后背海水横镇于地理。”[4]（P527）所谓“《论衡》曰‘天晏列宿炳奂’”，今本《论衡·超奇》作“天晏列宿焕炳”。谢灵运“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语，注家引《论衡》解释“列宿”，而“负海”其实是《论衡》作者王充出生与多年生活的“地理”背景。 所谓“负海”，言背靠大海，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指说滨海地方的习用语。《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齐，负海之国也。”[5]（P2294）《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齐）东负海。”[5]（P2392）《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载录汉武帝语“齐东负海”[5]（P2115）。对于秦政的批判，常见涉及滨海地方经济政策的“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之说[5]（P2954）。或言“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5]（P3085）。《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颜师古注：“负海，犹言背海也。”《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所谓“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负海江淮”的说法突破了“齐地负海”的认识，体现“负海之郡”“负海之国”已经不限于齐地，而扩展至于“江淮”地方。“负海江淮”的说法又见于《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6]（P1447，1143，1660，1517，4121）而《后汉书》卷一八《陈俊传》：“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其中“负海”与“东州”对应，“负海”所指即东部滨海地方。陈俊以军力平定“镇抚”“青、徐”“东州”，包括琅邪、赣榆、朐等地。李贤注引《华峤书》写道：“赐俊玺书曰：‘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7]（P691）可知此所谓“东州”“负海”地方，指“青、徐”“两州”。而《续汉书·五行志二》言黄巾暴动致使“役起负海”，由黄巾军“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7]（P3297）推想“，负海”所指空间区域可能更为广阔。 王充出生与长期生活的会稽地方，也是“负海之郡”。这里曾经是越文化的重心区域。越人在航海能力方面的优势，有悠远的历史记忆。 宋黄?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三九《遗迹》“古城”条：“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十崈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8]宋胡榘修、方万里纂《宝庆四明志》：“徐偃王庙在东。地名翁浦，俗呼为城隍头。《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记载偃王之败，北走彭城武原东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韩文公为《衢州庙碑》，乃记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则《十道四蕃志》或可信矣。”[9]徐偃王故事北则彭城，南则会稽，其实是体现了沿近海航运的实力的。越人“引属东海”，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号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0]（P57，58）。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5]（P1473）。这一海上远征的历史记录，是吴越人共同创造的。夫差与晋公会盟于黄池，“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11]（P604）。所谓“沿海泝淮”，利用了水军优势。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从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其武装部队的主力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据说“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10]（P62）。越国霸业的基础，通过近海航运能力方面的优势得以实现。其军称“大船军”，航海工具称“桴”，称“楼船”，称“君船”[10]（P63）。而私家长距离近海航行的史例，则有范蠡在协助勾践复国灭吴后“浮海出齐”的事迹[12]。 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7]（P1629），不会不了解有关越人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历史记录。王充作为浙江上虞人，生于斯长于斯，且长期居“乡里”“教授”“论说”[7]（P1629），无疑会受到家乡亲近海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极有可能亦亲身参与过海上航行。史称王充“异人”，《论衡》“异书”[7]（P1629），认识与理解其人其书，不应忽略其所居滨海地方之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海洋史记忆：秦始皇“望于南海”与汉景帝“削之会稽” 会稽作为越国与吴国多年经营的滨海重心城市，与齐地南北对应，成为东方大陆生民海洋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5]（P247-248）在与“东海”方向包括“市易”的海上交通往来中，“会稽”与“琅邪”具有彼此相当的地位[13]。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王朝建立之后，最高执政集团对新认识的海疆予以特殊的重视[14]（第11版）。秦始皇出巡海上，在齐地沿海多有非常表现，又曾亲至会稽，“望于南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司马贞《索隐》：“望于南海而刻石。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张守节《正义》写道：“此二颂三句为韵。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5]（P260，261）会稽地方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所行历。会稽刻石的内容与文字，也是秦始皇出巡刻石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存。而“望于南海”字样尤其醒目。秦始皇“南海”置郡，对于中国海洋史及南洋交通史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此“望于南海”之所谓“南海”，当时其实是说东海。 王充颇看重秦始皇巡游海上又至于会稽的历史行迹。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回顾这一史事。《论衡·书虚》写道：“当二〔三〕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2]（P200-201）《论衡·实知》又说到秦始皇的此次巡行：“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刋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2]（P2071-2072）秦始皇“到会稽”“上会稽”及此后“并海”“旁海”的行程，回叙相当具体。 西汉帝国成立，最高执政者对于起初放弃沿海郡国控制权的情形有所反省。“削藩”即夺回诸侯王国对诸多地方统治权力的政治动作，以沿海地区为重心。于是，另一体现出海洋意识的涉及“会稽”的行政决策，亦为王充《论衡》所关注。如《盐铁论·晁错》言“侵削诸侯”事，所谓“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15]（P113-114），竟然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论衡·实知》写道：“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汝邪？’到景帝时，濞与七国通谋反汉。建此言者，或时观气见象，处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见濞之勇，则谓之是。”[2]（P1070-1071）其事见《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裴骃《集解》：“徐广曰：‘汉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骃案：应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后刘项起东南，疑当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贮积足用为难，又吴楚世不宾服’。”司马贞《索隐》：“案：应氏之意，以后五十年东南有乱，本是占气者所说，高祖素闻此说，自以前难未弭，恐后灾更生，故说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说，亦合事理。”[5]（P2821-2822）黄晖《论衡校释》特别指出，王充《论衡》的见解与应劭之说是一致的“：按：应说与仲任义同。”[2]（P1071）王充作为会稽人，对于汉景帝“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以及随后发生的政治史变乱显然是熟知的。 《论衡》记述秦始皇“上会稽”，“望于南海”及“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预言“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而“到景帝时，濞与七国通谋反汉”事，均是会稽人记会稽事。王充熟悉会稽在汉代海洋史上的地位，另一史事也一定会在他的知识构成中形成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汉武帝时代命朱买臣于会稽“治楼船”。《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关于“治楼船”，《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载：“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是有关在昆明池操练用楼船的叙说。而就实战用楼船制作的文献记载，仅此《朱买臣传》一例。会稽因此成就了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