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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海洋神仙信仰与海洋资源开发 王充《论衡》有关“海”的文字，反映了汉代社会对“海”的多方面的关心。这种关心在精神信仰层面和物质追求层面，都有所表现。 《论衡》有关论辩，透露出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海洋神仙信仰的文化继承关系。如《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羽则翼矣。”[2]（P66-67）《论衡·道虚》言“儒书言：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或说“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及见“能轻举入云中者”“食合梨”，“食合?之肉”事。“合梨”“合?”，被解释为“海蚌”，应即蛤蜊。徐幹以此作为海产“宝玩”，但是当时人们食用蛤蚌，是可以确定的。宋人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卷六《夏书·禹贡》说：“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谓蠯蠃蜃蚳之属是也。”[29]又如元人吴澄《书纂言》卷二《夏书》：“海物，水族排蜃罗池之类。”[30]这里所谓“海物”包括各种海洋“水族”。而“蜃”受到共同的重视。汉景帝阳陵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K13、K14和K16发掘收获包括多种动物骨骼。有学者介绍了其中K16和K14盗洞中发现的动物骨骼，而所谓“海相的螺和蛤”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研究者指出，“海洋性动物螺和蛤共计4个种12个个体，是这批动物骨骼的一大显著特征。”[31]王充就卢敖故事发表议论：“……且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闻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闻食气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气。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气，则不能轻举。”王充又写道：“或时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离众远去，无得道之效，惭于乡里，负于论议，自知以必然之事见责于世，则作夸诞之语，云见一士。其意以为有仙，求之未得，期数未至也。淮南王刘安坐反而死，天下并闻，当时并见，儒书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鸡犬升天者，况卢敖一人之身，独行绝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语乎？”[2]（P321-325）卢敖事迹，被指为“夸诞之语”“幽冥之语”，然而也许“夸诞”“幽冥”的神秘故事中，可以透露出当时社会对于“仙”的崇拜。而仙人的神秘光辉，有海色背景。王充所谓“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使这一故事的文化背景得以明朗。他说：“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大概在王充生活的时代，“食食合?之肉”，已经是海滨“庸民”饮食等级。但是在汉初或者至于《淮南子》成书时代的社会观念中，这可能是具有一定神秘意味的特殊食品，借此可以获得“精轻之验”，能够进入“轻举入云中”“纵体而升天”的境界。 《论衡·乱龙》还写道：“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2]（P699）看来，当时社会信仰世界中“神仙”与“海”的关系，在《论衡》中是有多种表现的。 关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意义，王充亦曾予以重视。前引《论衡·别通》所谓“东海之中，可食之物，杂糅非一”及“海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且与“耕夫多殖嘉谷，谓之上农”[2]（P595）对应之外，《论衡·说日》说到“珠”这种奢侈品的生产：“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又言“珠树似珠非真珠”[2]（P511）。又《论衡·率性》讨论“《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时，说到“鱼蚌之珠”[2]（P76）。《论衡·自纪》“珠匿鱼腹”，非“珠师”则“莫能采得”之说[2]（P1195），也值得考察海珠生产方式时注意。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明确说：“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处近海”的空间指示意义十分明确。“珠玑”作为海产，是当时的经济地理常识。《汉书》卷六《武帝纪》说“定越地”后设南海九郡，其中有“珠崖”。关于“珠崖”，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又引张晏曰：“在海中”，“珠崖，言珠若崖矣。”关于汉代采珠生产的较早史料，有扬雄《校猎赋》有关“流离”“珠胎”的著名文句：“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颜师古注“：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随侯之珠藏于蜯蛤虖？”也体现人们对“珠”的生成缘由以及“采珠”的技术方式都是熟悉的。“珠胎”的生动比喻，有孔融所谓“不意双胎，近出老蚌”语。 关于“珠”的生产，人们尤熟知“珠还合浦”的故事。其史实基点，即《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7]（P2473）这是有关南海产珠之海产开发史的明确资料。《论衡》“鱼蚌之珠”与“珠匿鱼腹”说与所谓“珠胎”即“珠在蛤中若怀妊然”以及“珠藏于蜯蛤”等说法稍有误差，然而“海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的意见，却反映了来自海产史的真知。《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裴松之注引《吴书》：“海产明珠，所在为宝。”[32]（P1243）《艺文类聚》卷六一引晋左思《吴都赋》也说到“蜯蛤珠胎”[33]（P1107），都反映王充生活的会稽地方，应当有“海出珠宝”的经济收益。 此外，《论衡·言毒》说到“路畏入南海，鸩鸟生于南，人饮鸩死”[2]（P956），可以理解为“南海”航行艰险的交通史信息。而有关“鸩”的言说，也可以看作在博物学初步兴起的文化背景下，王充海洋学知识构成在《论衡》一书中的反映。 王充海洋意识的发生和发育，自有会稽作为滨海地方之海洋文化的背景。全面认识这一背景，应当进行多视角的考察。西汉时期，北起辽东，南至会稽滨海18郡国，占《汉书·地理志》所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的17.48％。民户则占全国总数的20.78％至20.88％，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8.45％至19.33％。大致在战国、秦及西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户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P82-86）。这正是与当时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状况相一致的。秦王朝“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5]（P2954），汉武帝时频繁发起远程运输，“千里负担馈粮”，“人徒之费”的调发，往往“东至沧海之郡”[5]（P1421），汉宣帝曾“增海租三倍”[5]（P1141）。秦与西汉王朝对滨海地区的剥夺，体现其经济的相对稳定。陈寅恪在著名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曾经指出，汉时有所谓“滨海地域之学说”。他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然与滨海地域有关，自东汉顺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代，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黄巾起义、孙恩作乱等，都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他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35]王充《论衡》的文化创获，应当与这一文化条件有关。陈说“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启示我们的相关思索可以联系丝绸之路史的考察。 参考文献： [1]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社会科学战线，2013，（7）. [2]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4]萧统.六臣注文选.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藏宋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版，1987. [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8]黄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遗迹“古城”条.《台州丛书》本.[9]胡榘，方万里.宝庆四明志.宋刻本. [10]袁康，吴平.越绝书.乐祖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国语.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王子今.范蠡“浮海出齐”事迹考//齐鲁文化研究:第8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09. [13]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文史哲，2012，（1）. [14]王子今.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光明日报，2012-12-13. [15]盐铁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俞思谦.海潮辑说:卷上.清艺海珠尘本. [17]王仁俊.格致古微:卷四.清光绪王氏家刻本. [18]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周桂钿.王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1]朱亚宗.王充：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求索，1990，（1）. [2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3]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 [24]闻人军.考工司南：中国古代科学名物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5]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宋正海.中国古代海洋学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28]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锺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29]夏僎.夏氏尚书详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30]吴澄.书纂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胡松梅，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5）. [3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3]欧阳询.艺文类聚:上册.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34]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