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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磁学原始与“司南”发明 《韩非子·有度》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22]（P88）看来“司南”一语出现很早。《论衡·是应》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有人解释司南之杓：“司南之杓：古代一种辨别方向的仪器，原理和指南针相同，用磁铁制的小勺放在方盘上，勺柄指南。”[19]（P1003）《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论衡》：“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柄指南。”《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引《论衡》：“司南之杓，投于地，其柄南指。”[23]（P3382，4192）有学者指出，“‘投之于地’乃‘投之于池’之误。这里的‘池’，指‘流珠池’或‘澒池’，即水银或汞池”[24]（P218）。此说可信。当时“司南”可能还没有应用于海洋航行实践，即在“浮于海者，迷于东西”的情况下定向、定位，但是这种需求必然会促进用以“辨别方向”的技术生成，在航海事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尤其如此。王充对“司南”的关注，或许可以从海洋文化考察的视角认识其意识背景。 所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体现了对地磁感应的早期认识。《论衡·乱龙》还说到“礠石引针”现象：“顿牟掇芥，礠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刘子骏掌雩祭，典土龙事，桓君山亦难以顿牟、礠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子骏，汉朝智囊，笔墨渊海，穷无以应者，是事非议误，不得道理实也。”[2]（P695）王充所谓“礠石引针”，可能是关于磁学的最早的比较严肃的文献记录。 有航海史研究者指出，指南针作为“理想的指向仪器”在海上航行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发明。“我国是什么时候发明人工磁化方法和制造出指南针的，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现在看来，“最迟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并且成功地制造出了指南针”。“在北宋末期，我国已经把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应用在航海事业中。”“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极其伟大的贡献”[25]（P147，149，151）。马克思曾经赞扬“指南针“”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26]（P427）。作为指南针发明之技术基础的“司南之杓”，以及作为指南针发明之理念基础的“礠石引针”等现象的记录见于《论衡》，是对王充文化意识与学术思想进行总结时绝不可以忽略的。 六、关于“鲸鱼死” 在《论衡·乱龙》篇讨论“顿牟掇芥，礠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之后，王充在论证“天道自然”这一科学主题时，又说到一种海洋生物的生命现象，即“鲸鱼死”：“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2]（P695-696） 中国大陆古代居民对于“鲸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有学者指出：“关于鲸类，不晚于殷商，人们对它已有认识。安阳殷墟出土的鲸鱼骨即可为证。”[27]（P348）据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记载，殷墟哺乳动物骨骼发现有：“鲸鱼类若干大脊椎骨及四肢骨。但均保存破碎，不能详为鉴定。但鲸类遗存之见于殷墟中，乃确切证明安阳动物群之复杂性。有一部，系人工搬运而来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论衡·纪妖》记述秦始皇最后滨海行程，也说到秦始皇“梦与海神战”及“候神射大鱼”情节“：……明三十七年，梦与海神战，如人状。是何谓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2]（P922-923）这里所谓“大鱼”“巨鱼”，有人认为就是“鲸鱼”。有关“大鱼如山”“死岸上”“膏流九顷”，骨骼可以利用的记载?，说明沿海人们对“鲸鱼死”的现象是熟悉的。秦汉宫苑仿拟海洋的池沼中，有鲸鱼模型。 关于鲸鱼集中死于海滩这种海洋生物生命现象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髙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现在看来，关于西汉晚期“北海出大鱼”“东莱平度出大鱼”的记载，是世界最早的关于今人所谓“鲸鱼集体搁浅”“鲸鱼集体自杀”情形的比较明确的历史记录。记载东汉史事的文献也可以看到涉及“出大鱼”的内容。《续汉书·五行志三》“鱼孽”题下写道：“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刘昭《注补》“：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淮南子·天文》关于天文和人文的对应，有“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语，同时也说到其他自然现象的对应关系，包括“鲸鱼死而彗星出”。《淮南子·览冥》也写道：“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对于所谓“鲸鱼死”，高诱的解释就是“鲸鱼，大鱼，盖长数里，死于海边”[3]（P83-84，195）。《淮南子》“鲸魚死而彗星出”的说法为纬书所继承，其神秘主义色彩得以进一步渲染。《太平御览》卷七引《春秋考异邮》：“鲸鱼死而彗星出。”注：“《淮南子》亦云。”又《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而彗星出。”《太平御览》卷八七五引《春秋考异邮》作“鲸鱼死彗星合”，宋均注“：鲸鱼，阴物，生于水。今出而死，是时有兵相杀之祥也。故天应之以妖彗也。”[23]（P34,4167,3881）《论衡·乱龙》所谓“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的判断，否定了以为“鲸鱼死，彗星出”是政治灾异的认识，体现了“天道自然”并不与“人事”必然对应的清醒的认识。这种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完全“自然”的感觉，应是建立在熟悉海洋环境的“自然”经验的心理基础之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