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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海内”与“四海之内” 《论衡·书虚》写道：“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2]（P174）指出先古圣王“尧”“舜“”俱帝”，其执政区域之“共“”同”空间，乃“四海之内”。又《论衡·艺增》“：《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王充写道“：言荡荡，可也；乃欲言民无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也说“四海”。而《论衡·艺增》又说：“《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夫唐之与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褒增过实，以美尧也。”[2]（P388，381-383）王充澄清儒家经典“美尧”“美尧德”“褒增过实”的宣传时，也涉及“四海”与“万国”对应的语言习惯。 《论衡·谈天》同样指出“儒书”“久远之文”的不合理：“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无以非，若非而无以夺，又恐其实然，不敢正议。以天道人事论之，殆虚言也。与人争为天子，不胜，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蝼蚁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胜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坚重莫如山，以万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动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难。使非〔天〕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复难。信，颛顼与之争，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不能当也，何不胜之有！”[2]（P469-470）王充在与“儒书”的论辩中用“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语，“天下”与“海内”对应。这正是汉代政论的语言定式。 “海内”，当时已经成为与“天下”对应的语汇。《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所谓“临制天下，一齐海内”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已经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政治地理语汇“四海”与“天下”，“海内”与“天下”的同时通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原居民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中，海洋已经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贾谊《新书·时变》有“威振海内，德从天下”的说法[28]（P96）。《淮南子·要略》：“天下未定，海内未辑……”[3]（P3090）《盐铁论·轻重》可见“天下之富，海内之财”，同书《能言》也以“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并说。又《世务》也写道：“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15]（P180，459，508）在这种语言形式背后，是社会对海洋的共同关心。“海内”和“天下”形成严整对应关系的文例，《汉书》中即可以看到：“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临制天下，壹齐海内。”“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海内为一，天下同任。”“海内晏然，天下大洽。”[6]（P3972，2172，2795，2244，2399，2872）这一语言现象，体现了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 《论衡·解除》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2]（P1043）是以“天下太平，百灾消灭”与“海内扰乱，百祸并起”形成对照。“天下”与“海内”对仗。《论衡·宣汉》：“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则以“四海”与“天下”对应。而《论衡·定贤》“：上赐寿王书曰：子在朕前时，辐辏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2]（P1108）其中“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语，与前引《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文辞竟然完全相同。 “海”与空间意识、地理认知、世界观念之间的关系，由“四海”“天下”“海内”“天下”的语言定式得以反映。《论衡》是我们考察汉代相关文化现象的一件重要的标本。 八、“海内”“海外”与“裨海”“瀛海”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回顾秦史的教训：“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5]（P2958）以兼并“诸侯”称“主海内之政”，而北河南海的进取，即“北攻胡”，“南攻百越”，称“欲肆威海外”。 除“海内”“四海之内”而外，《论衡》也说到“海外”“四海之外”。如前引《论衡·艺增》所谓“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辈”[2]（P382）。又《论衡·谈天》又言及邹衍学说：“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黄晖校释解说“裨海”：“有裨海环之。《史记·孟子传》《索隐》曰：‘裨海，小海也。”’关于“九州之外，更有瀛海”，黄晖说：“此天地之际。《汉·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封禅书》言其著《终始五德之运》。今并不传。其瀛海神州之说，只见于史迁、桓宽、仲任称引，不知出其何著。然据《史记·孟子传》言其作《终始大圣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以为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又《盐铁论》云：‘邹子推终始之运，谓中国，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则知其大九州说，出自《邹子·终始》。仲任时，当尚及见之。”[2]（P473-474） 邹衍学说所谓“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其实是大略符合现今地理知识的。王充说到邹衍之说的可疑“：案邹子之知不过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为佐。禹主治水，益之记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不言复有九州。淮南王刘安召术士伍被、左吴之辈，充满宫殿，作道术之书，论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异类之物，外国之怪，列三十五国之异，不言更有九州。邹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于辟隠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案《禹贡》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载，不言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凡事难知，是非难测。”以多家学说对照邹衍所论，以为“虚妄”。尤其引“太史公曰”所谓“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以新的海外考察实践收获作为“余不敢言也”的意识基础，尤其值得重视。 然而，王充又有讨论：“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天极之南，则天极北必高多民。《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则天地之极际也。日刺径十里，今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鄮，则察日之初出径二尺，尚远之验也。远则东方之地尚多。东方之地尚多，则天极之北，天地广长，不复訾矣。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指出“邹衍之言”未可否定。王充又写道：“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如在东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时，其光宜大。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相去万里，小大不变，方今天下得地之广，少矣。”所谓“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其中前者，应是于其居地观察的实际感觉。王充又说：“雒阳，九州之中也。从雒阳北顾，极正在北。东海之上，去雒阳三千里，视极亦在北。推此以度，从流沙之地视极，亦必复在北焉。东海、流沙，九州东、西之际也，相去万里，视极犹在北者，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日南之郡，去雒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地在日之南。是则去雒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今从雒地察日之去远近，非与极同也，极为远也。今欲北行三万里，未能至极下也。假令之至，是则名为距极下也。以至日南五万里，极北亦五万里也。极北亦五万里，极东、西亦皆五万里焉。东、西十万，南、北十万，相承百万里。邹衍之言：‘天地之间，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万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万五千里，二十二万五千里。如邹衍之书，若谓之多，计度验实，反为少焉。”[2]P474-480）王充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竟然得到幅员超过“邹衍之书”的对更广阔的“天下”的认识。 王充的考察包括“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鄮”“察日”，“从东海上察日”，应当是亲身所为。又有对于“日南”“徙民还者，问之”的调查，更超越了对于“东海之上”的思考，而至于“复南万里，地在日之南”的南海。王充对于“天下”的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自有局限，然而这种通过海洋考察认识“天下”的方式是值得赞许的。 《论衡·对作》写道：“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2]（P1183）可见对邹衍学说的辨析，王充心存批判意识。所谓“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动机在于求“正是”，斥“浮虚”。其认识路径，是“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以“证验”求其真实。其实，邹衍的“浮虚”也是相对的。而王充以“海”为考察基本参照的研究方式，不仅地理学者应当重视，也值得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者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