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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制稳边重视秩序的最优化 规制稳边方式的运用特点，注定了其基本价值追求就是依托于一套治理结构完整、治理制度完善、治理政策科学、治理方式灵活的边疆治理体系，实现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有序发展。所以，规制稳边所追求的最优化秩序，首先要通过这样一套边疆治理体系实现多元边疆治理主体法律角色、组织角色、社会角色等多重角色的平衡，形成符合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的系统化、开放性、协同式网络治理结构；其次，依托这样一种网状结构的角色平衡关系，要发挥多元主体的规制稳边功能，合理规范和正确引导所有类型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对一切有利于组织健康发展的组织化行为予以肯定和强化，对一切不利于组织健康发展的个性化行为予以否定和弱化。 5.规制稳边致力于维护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 对于一个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其分裂与动乱往往始于边疆也终于边疆，边疆地区的动荡不安抑或长治久安，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表”。边疆政治安全意味着在辽阔的边疆地区，国家主权不受外部干涉、国家领土不受外部侵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内外部威胁、国家政权秩序始终保持稳定有序。边疆社会稳定意味着边疆地区呈现出一片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文明弘扬、人们安居乐业的景象。边疆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相辅相成，没有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没有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全同样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规制稳边主要运用国家法纪手段，坚决维护边疆地区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严厉打击边疆地区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构筑一个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机统一的边疆长治久安格局。 三、规制稳边的实施维度 规制稳边实际上是自规制和他规制、内规制和外规制的有机统一过程，是一个采取多维手段的方式，不仅包括国家政权系统范畴的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而且包括组织纪律和乡规民约等非国家政权系统范畴的规制手段。边疆治理现代视域下，规制稳边显然需要综合运用国家政权系统范畴和非国家政治系统范畴的规制手段。 1.法律规制是规制稳边的核心手段 作为一种最能维护人类价值理性的治理工具和手段，法律规制就是运用法律手段对特定社会范围内所有组织、群体及个人的特定行为加以规范、约束和控制，以此实现一切组织、群体及个人责、权、利之间的内在统一。在规制稳边的所有实施维度中，依托于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实施的法律规制无疑是权威最高、效力最强的一种。边疆地区的党、政、军、警、企、社、民等一切组织及个人都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规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一是法律规制手段的强制性最为突出；二是法律规制手段的实施最具惩戒效果和威慑效应；三是法律规制“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性最强，刚性治理特征最为明显。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制应是明确易懂、可操作性强的。因此，必须扩大公民和其它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使立法更民主，更贴近生活，更尊重文明进步的习惯、风俗。按照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规制稳边必须首先确立法律规制手段的“元”规制地位，行政规制、组织纪律规制、乡规民约规制等其他规制稳边手段必须在服从、服务于国家法律基本精神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实施。规制稳边视域下法律规制所适用的内容，按照其效力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致力于兴国安邦、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宪法，以及具有准宪法性质和功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些法律既明确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边疆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范围，又从原则上规定了边疆各族群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各大门类国家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具体规定了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与标准。三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边疆地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既是对国家基本法律的重要补充，也是解决具体性和特殊性边疆问题的直接依据。如果把法律规制比作规范和控制一切组织、群体和个人行为不可逾越的“基准线”或“红线”，一旦触及必定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及痛苦体验，那么，其他规制手段必须在尚未触及法律规制这条“基准线”或“红线”的情况下才可以运用。 2.行政规制是配合法律规制稳边的主要手段 基于法律规制手段具有适用范围普遍性、适用标准统一性、权威指向平等性、实施周期稳定性、实施方式原则性、实施后果可预期性等其他规制手段难以具备的特质和难以替代的优势，因而，其在规制稳边方式中的主导地位不容动摇，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规制手段对法律规制的配合和补充。其中，以既定的政治价值为实施前提，以行政权力的直接使用为依托，具有迅速有效的行动力、果断便捷的处置力、灵活机动的裁量权等特点的行政规制手段，正好可以作为过于强调刚性治理特征的法律规制手段的有益补充。任何一种规制稳边的方式都存在其特有优势和固有缺陷，根本不存在规制稳边的“万能钥匙”。法律规制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固然独一无二，但其过于原则性和程序性的运行特点，使其在应对边疆偶发性或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时难以快速反应和及时应对。行政规制固然行动更为迅速、反应更为及时、程序更为简便，但对其“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和监督的难度也很大。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相互交替、稳定性和应急性相互交织、复杂性和多变性相互盘绕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如果过于强调法律规制的刚性要求，必定会压制边疆治理思路的创造性，或者造成法律实施成本的无谓增加；如果过于强调行政规制的自由裁量特性，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法律权威。所以，规制稳边的成效必须体现于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互补互促、相互支撑基础上所产生的综合规制效能。 3.组织纪律规制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辅助手段 纪律是任何一种类型组织的核心要素，是集体行动逻辑的必要支撑和最佳注本。不论是公共权力支撑的政府组织，还是依赖集体意愿运转的非政府组织，都离不开规范和控制个性化行为、引导和激励组织化行为的组织纪律。这样一种维系社会集合体正常运转的组织纪律，必须是经过组织全体成员充分商议和共同制定出来的集体规则。每一位参加某类特定组织的成员，其个性化行为在遇到这一组织的集体规则临界点时必须予以终止，否则会造成对这一组织权威的挑战和破坏，进而会遭致组织处分或组织孤立。在边疆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时代背景下，过去以政府独家垄断为特征、以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为手段的全能型治理模式，显然再难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力量之外的组织纪律规制力及其集体行动力，以此对边疆社会各类组织或群体成员的自由化行动或个性化行为予以更加具体、细致的规范和约束。组织纪律对于所归属的组织成员均能够产生一种“熟人社会”所特有的舆论压力及规制力量，组织成员也对自愿加入的特定组织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内在的认同感以及自然而然的遵从心理。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纪律规制的实施成本比之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显然更低。当然，组织纪律应然层面的规制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理性成长的基础之上。当前，边疆地区相对厚重的传统积淀和相对短暂的市场发育制约了组织纪律规制手段的应然功能发挥，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显然需要在促进边疆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上，自觉把充斥着非理性、非文明组织基因的传统组织力切换成理性、文明的现代组织力。 4.乡规民约规制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补充手段 广大的边疆乡村地区大多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集中聚居地。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各民族在以村落、寨子、牧场等为乡村社会基本单位的分散、狭小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共同生产和生活的“熟人”圈子，并自生自衍出表现于日常生活、邻里交往、宗教活动中的形态各异的各民族风俗习惯。当前，即便广大边疆乡村地区不断受到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浪潮的剧烈激荡，其相对厚重的传统惯性力和相对闭塞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部分边疆乡村社会的外部依赖度和市场适应度仍然较小。治理这样一块点状分布、风土人情千差万别的特定区域，如果只是一味采取以普遍性、原则性、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律规制或行政规制手段，不仅会因为难以完全适应复杂各异的地区实际情况而造成秩序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效果不理想，而且会因此而消耗大量的时间及资源成本。此时，具备灵活性、应变性、针对性特点，体现民族习惯和地域特色的乡规民约，恰好可以弥补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手段的缺点。基于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时代性、局部性、依附性、规范性、开放性的综合特征要求，主要体现为一种民族习惯法形态的乡规民约无疑应当作为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资源和重要方式。在加快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在确保乡规民约与法律和国家政策不存在根本冲突的前提下，对其在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和阐释，重点分析研究乡规民约在传承与创新边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贯彻与落实国家基本法律和政策、处理边疆特有民族与宗教问题、调解边疆基层社会各种矛盾纠纷，以及维护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权益、满足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概而言之，通过对科学、合理的规制稳边方式的实践探索与理论重构，边疆治理技术方法体系也必将愈加完善，也必将助推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驶入快车道，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安定有序的边疆治理目标也必将顺利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