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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物质、能力及权利三个方面对多维贫困的分层及耦合进行理论建构，依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和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上三层级对总体贫困的贡献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即相对物质贫困而言，能力与权利的贫困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据此判断，多维贫困的分层逻辑不仅客观存在，同时让我们更能把握到三种贫困之间相互影响的耦合机理。研究提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治理中以消除权利贫困为基点，以能力精准扶贫为依托，以提升物质生活质量为目标，以扶贫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为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 键 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分层逻辑/耦合机理/精准脱贫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精准扶贫研究”(项目编号：16BRK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三秀，高翔，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养老服务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王三秀(1962- )，男，河南项城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养老服务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救助与反贫困。 高翔(1992- )，男，河南周口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贫困问题。 目前我国对民族地区①的精准扶贫已进入消除多维贫困的新阶段。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深度贫困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在针对民族地区居民贫困的致因时还特别强调：“民族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1]从多维贫困角度看，民族地区居民医疗、教育、健康存在的缺失等不仅是贫困的重要表现，也与收入贫困有着重要关联。学者刘小珉指出民族地区贫困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教育、健康、生活水平、资产等问题。[2]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其一，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研究中选取哪些维度、指标才能更加科学全面地把握其深度贫困的发生机理；其二，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各维度内部存在怎样的层级关系与耦合机理；其三，这种理解分析对消除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深度贫困具有哪些重要启示和现实的政策创新意义。本研究将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进行具体探讨，以期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实施和政策的执行提供新的理论参考，为到2020年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数据支撑。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目标 从对贫困的认知历程来看，人们最初对于贫困的理解局限于物质生活匮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出现了多维贫困理论认知。如阿尔基尔和福斯特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匮乏纳入贫困概念之中。[3]这无疑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这在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及其扶贫研究中也得到初步体现。有学者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用多维贫困的理论框架，对民族地区多维贫困维度及指标的选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是将收入、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纳入多维贫困的测量标准中。有学者利用163村3260个贫困户的数据实证研究指出民族地区贫困户在住房、燃料、教育、劳动能力等指标上反映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4]另一方面是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对多维贫困的研究内容进行操作化。学者郑长德、单德鹏直接将机会、能力、风险等具体指标纳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测量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测算。[5]从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测量标准已经从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的相关研究拓展到能力、机会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进一步探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内在影响关系，有学者运用社会分层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对四川藏区贫困代际传递从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进行了解读。[6]有学者利用贵州某县的数据发现民族地区农户的要素贫困、能力贫困与制度贫困之间存在行为发生学上的关联效应，且构成贫困恶性循环。[7]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贫困的耦合性主要是收入贫困，并未指多维贫困。与以上理论认识相一致，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扶贫策略的研究也体现了扶贫多维性，主要聚焦于增加物质资产与强调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实行兜底性保障的制度建设。[8][9] 以上文献研究与以往长期局限于收入贫困及扶贫研究相比是一种创新进步，对于应对和消除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我们认为，以上研究仍有三点不足或者缺失，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其一，在贫困维度选取及操作化处理上存在缺失。既有研究忽视了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权利贫困维度的测量，在能力贫困方面，虽有学者在民族地区贫困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缺乏针对民族地区贫困特点的操作化指标；而对于权利在贫困研究中的意义，有研究提出如果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参与权、发展权，则会导致减贫政策资源成为一种政府的垄断产品，从而产生扶贫资金漏出、错配等问题。[10](P.171)但仍然对其中权利贫困因素缺乏全面具体和操作化认识。其二，对多维贫困的解读缺乏合理分层及其内在关联的研究视角。既有研究对多维贫困的诸多因素进行分解之后，只做较为表面的描述性分析，并没有将多维贫困的分解指数做分层解读，而分层研究对于多维贫困研究意义已开始为学者所察觉，英国学者阿尔基尔指出多维贫困内部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11]其三，与以上研究缺失相适应，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扶贫脱贫策略研究也存在较大缺失，现有研究策略主要集中在减少收入贫困、健康贫困等方面，而对其他维度扶贫策略的实践需求和具体设计存在忽视，从而难以为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准性、整合性和可持续性的扶贫与脱贫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论与知识支持。 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突破，一是避免指标选取中对多维贫困具有根本影响意义的能力、权利等关键指标的忽视和细化；二是突破对贫困维度进行简单的类型划分的“线性思维”，形成对多维贫困层次化认识，进而获得对不同贫困影响程度的量化认识，探究物质贫困的深层原因。三是突破对多维贫困的孤立认识，在对多维贫困分层基础上，形成对多维贫困内在关系的系统认识。阿玛蒂亚·森较早将收入与能力、赋权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对多维贫困内在联系的“空间思维”，看到了物质贫困背后实质上是能力与权利的匮乏，也指出了这方面的贫困缓解对于消除贫困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具体是怎样的影响关系他并未深究。为实现以上三方面的创新研究目标，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精准扶贫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具体理论知识支持，本文基于物质、能力及权利三个维度建构了多维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框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进行具体测量分析，对以上理论进行验证，并探讨多维贫困内部的分层逻辑、耦合机理及具体情形，从而提出精准帮扶的对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