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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创建 “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环境里，战斗的频繁与激烈，斗争条件的艰苦与环境的恶劣，就必然会不断出现伤病员，使部队减员，影响战斗力，若没有卫生保证工作，或卫生保证力量薄弱，就会影响部队建设，影响革命斗争的胜利。”(19)因此，创建红军伊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军队卫生工作，并随着革命的推进，适时地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在红军部队和苏区创建了颇具特色的卫生组织。 (一)星星之火——红军各部队医疗卫生组织的初创 中共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军队初期，由于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统一改编，军队组织非常不健全，军队卫生组织更是薄弱。虽然有少数起义部队承袭了旧部队的卫生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创设了本部队的卫生组织。如，“南昌起义的第九、十一、二十军的各师都有军医处，团有卫生队，尤以十一军的卫生组织比较齐全。一般来说，师、团卫生机构都有技术较高的军医、药剂师和卫生兵等编制。营、连设有卫生组织。但这些卫生组织多是空架子，卫生人员很少，很多是不坚定的分子，经受不住战斗与恶劣环境的考验，大都因受不住艰苦而脱队。”(20)又如，1927年12月，贺诚在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医处参加了广州起义。“虽然只有十多个人，但它却成为起义部队救治伤病员的核心力量。在工人赤卫队的配合下，贺诚与军医处的同志们一起接管了几家医院，马上组织救治伤员。”(21)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在花县成立红4师，师设军医处，负责部队伤病员救治。但是，绝大多数武装起义部队都没有上述部队相对优越的卫生组织条件，其卫生组织的创建可谓是白手起家、异常艰难。如，“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团保有起义军旧的卫生组织，而第二、三团多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既没有卫生组织，也少有卫生人员。当时，秋收起义部队主要由一些稍懂或根本不懂医药的行政干部来承担伤病员的安置与照顾。”(22)三湾改编后，前委决定在部队中成立卫生队，卫生队设有政治委员，形成了区别于旧有卫生组织的鲜明特征，成为中共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开端。 除秋收起义部队外，其他起义部队也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着手建立各具特色的卫生组织。如，“1927年10月，琼崖起义部队东路军就在六连岭下的加永村建立了一所小医院。但医院的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医务人员除了军医主任王绍华外，还有2名看护；医疗器材和药品，仅有几把旧镊子和一点草药；伤员住在群众家里，吃用全靠当地人民群众支援。”(23)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该起义部队的伤员主要在七里坪的郑大生药铺和一些私人药店，用中医和土法进行医治。当时医务人员甚为缺乏，只找到了两位中医——戴淑先、刘典初，随军流动为伤病员医治伤病。随后伤员日益增多，被分别安置在箭厂河、黄谷畈、王家湾、细吴家、姜家岗等地的群众家里。两位中医就经常到这些村镇为伤病员服务。于是这些村镇就成为伤病员比较集中的临时医疗点。”(24)相比之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卫生组织基础较好。“1928年上半年，闽浙皖赣区的起义部队在弋阳仙湖的勇背村筹办了一个调养所。调养所刚开办只有杜振芳一个医生和4个学徒。1928年10月间，起义部队攻克河口镇后，动员了厦门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官何秀夫，连人带药品与器械，一并迁到弋阳九区的西潭庙(现弋阳磨盘山)，办了一个医院，医院医生增至5名，还专门配备有后勤人员。医院能接收100多名伤病员，已初具规模。”(25) 总之，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期创设生卫组织的情况大体类似，起点都较低，基础薄弱，条件非常差。尽管如此，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部队创设的初级卫生组织还是为此后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点燃了星星火种。 (二)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迅速发展 红军的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卫生组织的迅速发展、不断完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红军初创时期建立卫生组织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中央革命根据地以红军医院的建立为起点，逐步在军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建立起各级医疗卫生组织，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建构卫勤保障体系的样板。1927年10月，在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卫生队的基础上，前委在茅坪创建了第一所红军医院——茅坪医院。1928年，随着战事吃紧及部队的合编与扩大，中共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得到统一与发展。经过整合，“前委在井冈山腹地筹建了一所力量较强的红光医院，院部有中西医生十余名，分内外科，内科由中医中药医治，外科由西医治疗，并在小、上、中三井各设一个医疗所，以所为收治单位，初步建立了连——团——医院的医疗后送体系。”(26)1929年3月，红4军二次入闽作战，进占长汀城后，部队进行整编，红4军编3个纵队，红4军军部成立了军医处，3个纵队各设1个卫生队。此后，“几次入闽作战，伤病员增多，红4军因此组建了多所红军医院。如，蛟洋医院、才溪中医院、以龙岩爱华医院为基础组建的闽西医院(以后改为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等。”(27)中央苏区开辟后，1931年4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在瑞金成立，军团、军区和师相继设立了军医处，中央红军建立了7个后方医院，还设立了随军的卫生队。 193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把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指挥与督促各军团军医处和军医院。“各军团、军区和师军医处亦改称卫生部。军一级的卫生人员充实师以下单位，其编制是部长、政委、医务主任、医生和司药共94人，分设医务、材料和总务等科。”“1933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卫生部。其编制是部长、政委、医务主任及其他人员共145人(此编制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实现)。方面军卫生部长彭真，政委王立中(方面军撤销后，卫生部随之撤销，部长彭真调往总卫生部任保健局长)。”(28)“1933年8月，中央红军卫生行政组织进一步调整，把后方医院按任务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和预备医院。至12月15日止，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已有前方与后方两套卫生工作体系。前方的卫生系统，由方面军卫生部领导，下设各军团卫生部，辖各野战预备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各师卫生部辖各野战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及各团卫生队(附设绷带所)。后方的卫生工作系统，由总兵站卫生部领导，下设各兵站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卫生材料分厂、各兵站预备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各军区后方医院和各(苏维埃地方)后方医院。”(29)中央红军的这些举措加强了对红军医院的分类管理，进一步健全了军队卫生组织体制，在全军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卫生勤务组织体系。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各级卫生组织始终未成立行政性的卫生部(处)，平、战时卫勤保障工作都由医院统一组织实施，形成了前后方医院组织体系。鄂豫皖边的起义部队在黄麻、商南、六霍三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分别创建了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32、33师，并根据革命战争需要，相继建立了具有后方医院性质的军医院。“1929年5月间，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黄安刘家园(今红安县七里乡)组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红色医院。这个医院只有林之翰和戴淑先两位医生。看护员是从农村动员来的4个年轻姑娘，她们边学习，边帮助诊治护理伤病员、制作绷带材料和上山采集草药。随着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医院初步充实扩大。1930年初，苏井观担任刘家园总医院院长，增加了3名西医，建立了较正规的手术室，4位看护员已成长为司药或看护长，又陆续培养了20余名看护员。”(30)这个医院在组织上、设备上和管理制度上较为健全，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卫勤组织与卫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上半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政部门遵照中共中央“必须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的指示，决定在刘家园红军医院的基础上，在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设立鄂豫皖红军总医院。“1931年秋总医院基本建成，下设三大部：医务部、政治部、经理部(处)。其中医务部下设内、外科。内科主任姓邢(名字记不清)，医官(医生)有刘典初、苏静观、戴淑先、汪泽沛等。外科主任穆青蜂，医官有曹学珍等。有看护30多人，卫生员20多人。”(31)1931年11月，箭厂河红军总医院改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鼎盛时期下设1个中医院和6个西医分院。其中，中医院驻柴山保细吴家(今新县陈店乡细吴家)；一分院驻麻城五段二冲(后随战争形势多次迁移)；二分院驻黄安县北部潘家河余家店村；三分院驻礼山县(今大悟县)玛瑙冲乡；四分院驻新集(今新县县城)；五分院驻黄安县(今红安县)城西十二华里之大塘湾；六分院驻黄土冲。这7个医院的军政和医务等工作均直属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领导。(32)随后，红四方面军又根据战事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医院基础上加强组建了皖西总医院和鄂东总医院，师、团也建立医院和医务所等卫勤组织，地方的重点地区也建立了为群众服务的医疗机构。”(33)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医院体系形成。 红31、32师成立时，因医务人员缺乏，仅师部建有医务所，团(大队)以下均无医疗组织。1929年5月刘家园医院成立后，鄂豫皖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有了基本保证，但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伤员很难及时转送后方医院医治，前方医院因此逐步建立起来。“1931年11月，鄂豫皖红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皖西总医院改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医院(亦称前方总医院)，直接指挥各师医院。每个分院和部队医院都有中西医3-4名，看护员6-7人，设有简单的手术室、药房和内外科病房，药品器材多数采用当地中药和土制外科医用器械材料，只有总医院有少量外科常用西药和手术器械。”(34)1933年前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方医院体系最终形成：“(1)军医院组织机构比较健全。院部下设政治处、医务处、经理处，分管全院的政治、医疗和后勤物质供应等。一般军医院约有工作人员200-300多人，其中医生较少，卫生员、担架员、挑夫较多。(2)师医院的组织较为简单。设有医务主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负责领导全师的卫勤工作。有中西医生、看护长、看护、卫生员、担架队员、运输队员等100多人。”(35)“(3)团医务所(后改称卫生队)设主任、教导员，辖有医生、看护长、看护、司药员、卫生员等。因团是直接战斗单位，故担架队员较多，正规部队约有30副担架(每副担架三人)。卫生人员编制不等，有时40-50人，有时100多人。团医务所一般不留伤员，轻伤员随部队行动，重伤员急救后即后送。(4)营医务所只有少数医务人员，所长由医生兼，平时督促班、排打扫卫生，战时对伤员进行救治。有些营里未设卫生组织。(5)除黄安独立师外，在鄂豫皖时期连队始终未设卫生员。”(36)这一时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方有总医院，军、师有前方医院，团、营有卫生所，前后方卫生保障体系已基本建成。 洪湖、闽浙皖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水平则介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间，而其他一些像琼崖革命根据地一样的小根据地卫生组织的发展就相对滞后。 长征前，红军部队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军医人才的需要，还以部队医院为依托建立了一些培养红色医务人才的军医学校。如，“1930年6月，红三军团总医院成立后，办了1期8个月的医务训练班。同年秋，红三军团总医院办了医生看护培训班，先后培训出100多名医生、数百名看护和卫生员，占该军团卫生人员总数的90％以上。”(37)1931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建立，贺诚兼任校长及政委，初办之时只有学生20名左右。截至1933年1月，红军军医学校“共有甲级军医学生20名，乙级军医学生39名，甲班看护生68名，乙班看护生89名，招呼兵训练班(学生)50名。该校对于各种动物试验，动物解剖，尸体解剖，细菌显微镜检查(检验)等，均已经开始建立，对于各科教授人员，亦由各处陆续聘来，其他各种讲义，亦已分别编印成册。”(38)“自红军军医学校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除第七、八、九等3期军医班未毕业外，共培养各种医疗卫生人才686名，其中军医学员181名，调剂员75名，看护员300名，保健员123名，研究员7名。”(39)另据不完全统计，“鄂豫皖苏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共培养了500余名医务人员。赤南一分院院长范明(又名范秀楼)，童养媳出身、之后成长为护士长的张映清，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的汪浩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40)这些为数不多的军医人才为革命战争的开展及红军医疗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地方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如，自从1930年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内务部就设立了卫生科，医疗机构均为军民共用。(41)1930年赣东北苏区在创建红军医院时，就创设了工农医院、工农药店等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医疗机构。(42)“1931年9月鄂豫皖特区在内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卫生局，负责制定卫生计划和工作条例，办理饮食清洁、医院登记、防疫检查等。县级苏维埃政府设有卫生科，区、乡苏维埃也设有负责卫生的委员。”(43)“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对卫生管理机构作了调整，决定省、县、区级的卫生部暂不设立，在内务部的领导下，设立卫生科，乡一级设不脱产卫生员，村设卫生小组。”(44)从而在苏区地方政权系统中形成了由内务部兼管的卫生管理体系。 1933年底，红军部队系统与苏维埃政府系统的卫生组织发展至长征前的顶峰，较为完备的卫生组织体系已基本形成。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各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不平衡，但这些各具特色的医疗卫生组织，不仅为当时医疗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卫生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