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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 长征前，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以所建立的卫生组织为依托，不仅开展了战伤救护工作，而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卫生防病工作，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意识，使民众自觉摒弃了不良卫生习惯，显著地改善了红军部队和苏区的卫生面貌。 (一)开展战伤救护工作 中共在各地领导武装起义之初，由于卫勤组织力量薄弱，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极其艰难。 如前文所述，起义之初部队的卫生组织、卫生力量甚是缺乏，有些部队更是一无所有。“轻伤随队行动，重伤则寄留在沿途村镇比较可靠的开业药房、医院或群众家里。有的还寄养在社会慈善机构，留下适量的银元，作为生活治疗费。这是当时红军在战救和伤员安置方面的基本做法。”(45)当时医疗技术水平很低，治疗方法也十分简单，如在秋收起义部队，“头痛脑热开点阿司匹林、仁丹吃吃，常用的土方是用手沾上水揪揪头和脖子上的皮肤或放放血；肚子痛使用沙药丸，救急水；烂疤子就涂上稀缺的碘酒、红汞或贴点自制的膏药。对战伤伤员只能包扎止血，但遇到大的出血、头腹部伤、断骨伤等是没有办法的，总之不该牺牲的也就死了。”(46)又如，“1929年1月，红光医院成立伊始，药品器械很缺，得不到外来补充，均靠自力更生解决。大小便器、脓盆、镊子、软膏板、探针等大部分用竹、木制作。敷料洗了又洗，破了缝补再用，用漂白布代替纱布，盖布不足时用树叶代替。消毒用碘酒、冰片，换药用硼酸、升汞、双氧水、盐水等。西药来源困难，多用中草药。医务人员经常自行采集中药。”(47) 为解决战伤救护工作中的药材困难和药品器械不足，中共还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建立了各种医药生产流通机构。如，“1931年11月，湘鄂赣省在各县建立了贸易转运局，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贸易，通过白区商人，换回苏区急需药材、食盐、布匹等短缺物品。”(48)1932年成立的中央卫生材料厂鼎盛时期“制药车间利用中草药制成丸、散、膏、丹；敷料车间制造纱布、脱脂棉、急救包等；酒精车间制造酒精；水剂车间制造急救水、酊、碘酒等；器材车间制造打丸机、压气机、手术刀、镊子和钳子等医疗器械。”“中央苏区成立后，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均开设了药店及药业合作社”。(49)这些医药生产流通机构的建立既缓解了红军部队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紧张，又解决了苏区群众的医药困难，为革命根据地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撑。 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医药器械的基本自给使战伤救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在1930年8月长沙战役期间，“红三军团将后方总医院设在平江和浏阳，总医院和医务室距长沙不过4-5里路。正因此，火线伤员能及时抢救下来，没有丢掉伤员，并迅速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将伤员安全后送。随后为避免伤病员交叉感染、便于专门施治，吉安红色医院根据伤病员的情况将全院分成四个连：第一连收治重伤员；第二连收治轻伤员；第三连收治下腿溃疡者(烂疤子)；第四连收治内科病人(痢疾、疟疾患者为主)。这样，千余名伤病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部分痊愈归队，只剩下300-400人留在医院继续治疗。”(50)1933年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越来越频繁，“不到2个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军医院陆续收到各师医院转来的重伤员1500余名。而军医院只有中西医生共14名，护士30多名，人少任务重。医务部立即召开部务会议，实行‘划休养区(分散在三四个村庄)分病房’、医护人员分片分组负责治疗的办法，一共划分3个伤员休养区，每区1个医护组，由2名医生与10名看护组成。每区有伤员400名左右，每个看护负责指导卫生员的日常护理工作和40名左右伤员的治疗。各组在当时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想了许多积极措施，经过努力，实现了在最短时间内重伤员显著好转，轻伤员提前出院归队。”(51)1934年8月，“红7军团挥师东进，连江，罗源等地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将500余名伤病员送往闽东各红军医院或医疗所医治，其中连江下宫红军医院接收300余名伤病员，院长林烈泰配合红7军团的卫生人员积极抢救，使大部分伤病员痊愈归队。”(52)这一时期，红军部队医院医疗水平也有大幅度提升。如，鄂豫皖根据地“箭厂河后方总医院就能作腹部、截肢手术。罗山县战士何廷玉在杜付唐战斗中胫骨被打断发炎，转来总医院作截肢手术，半个月后即愈合。”(53)这在红军创建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革命根据地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既满足了战时需要，增强了革命力量，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开创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二)开展卫生防病工作 长期战乱不仅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而且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动，致使某些传染性疾疫时常爆发。如“地处鄂豫皖的箭厂河地区1924年痢疾流行；1930年天花流行，死亡甚多；1933年痢疾再次流行，死亡相望，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54)加之红军的作战区域大多在山区，作战地域广，战线长，体力消耗大，且初期缺少卫生人员，没有专人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又因给养不足，生活条件差，广大指战员身体非常虚弱，疾病时有发生。同时，因部队是集体生活，如果对某些传染病员初发时处理不当，就很易造成疾病流行。因此，红军部队疾疫时有流行，因疾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剧增，加之医药资源缺乏、治疗水平有限，迫使革命根据地的军政领导人从源头上寻求解决之策，更加关注军队和苏区的卫生防病工作。 随着部队建制的不断完善与正规化，革命根据地综合利用各方面的医疗卫生技术、资源和经验，将一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逐步制度化、经常化。如，琼崖红军长期生活在湿热雨林中，中部山区瘴疠流行，食宿条件又差，各种疾疫极易发生，比战伤对部队的危害还要大，因而“部队露天宿营时，要求战士采摘芭蕉叶盖住头部睡觉，以防露水侵害和蚊虫叮咬；酷暑季节，要求定时采集草药熬汤供部队饮用，以防中暑；尤其是部队活动区域发生流行病时，要立即采取隔离、消毒措施，防止疾病在部队蔓延。”(55)“红四方面军时期，鄂豫皖红军要求战士每到驻地首先打扫室内外卫生。驻地50米以内的环境卫生都要打扫干净，要求地面平整无垃圾，疏通沟渠，清除污水，内务卫生要整洁，室内经常通风，保持干净，……还规定天天打扫与定期进行大扫除相结合。红军医院的环境卫生，上级要求更为严格，天天打扫、随时整理。”(56)1932年9月21日，在小布召开了有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口号。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都对患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人及时隔离或送医院。各伙食单位普遍建立了由3-5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大力开展卫生运动，消灭卫生死角，做到不吃生冷不洁食物、不赤脚、不随地便溺；经常洗澡、洗脚理发、熏蚊和大扫除。(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保健局的巡回视察员，经常下部队按照《卫生工作巡视大纲》的内容进行巡回视察，以推动和指导卫生防疫工作。”(57)红军各部队这些举措的推行使因卫生条件差引发的各种疾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革命根据地还非常重视卫生宣传与教育，将其作为开展卫生防病工作的有力武器。随着红军卫生组织的逐步建立，各连队都设立了卫生员，卫生员除负责日常卫生检查外，主要工作就是卫生知识的普及与教育。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出台了《连一级卫生勤务》，“要求每10日要上卫生课2次，由卫生员商同主管首长，将卫生课编入作息日程里，材料由上级机关供给，由卫生员或聘请其他专门人员担任教员，讲授时必须联系到实际问题，适合群众的兴趣，并督促全体人员去听讲。”(58)由于战争环境的复杂多变，这一政策没有在各部队严格执行，但从此卫生课成为向广大指战员普及卫生知识的重要手段，成为部队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红军总医院还经常印发防止疾病的宣传单，内容有预防措施、治疗方案等。“1934年，红四方面军红白痢流行，各部队按总医院传单中的治疗方案，用茜皮草熬水服即愈。同年多雨，各部队发生湿脚病(烂趾丫)，各部队按总医院传单中的治疗方案，用斑鸠草和露水草烧灰撒之即愈。”(59)此外，由于当时红军部队分散，交通不便，卫生部门、卫生人员之间，难以直接地经常地交流经验，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还专门出版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报刊传播卫生防病知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多次开辟专栏宣传、指导各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强化了红军部队的卫生宣传与教育。这些报刊资料，对宣传中共的卫生工作思想，指导军政部门的医疗卫生工作，推广各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经验，加强红色医务人员的在职学习，推广和普及卫生医药技术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在领导红军部队开展卫生防病工作的同时，也非常关心苏区民众疾苦，领导苏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病运动。闽浙赣省在1931年9月的党代会上提出：“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以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60)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苏维埃的认可和推崇。随后，根据中央苏维埃的相关要求，苏区各省均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领导小组。“1932年万泰、公略、永丰、宁都等县也普遍建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防疫工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间连续颁布市政卫生条例、农村卫生条例和集团卫生条例等，而且还订出卫生公约，进行乡与乡、村与村、组与组、户与户之间的卫生竞赛。”(61)“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保障群众健康，责成内务部大规模开展防疫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在疫区开展防疫运动周活动，开展防疫工作。(62)根据中央要求，各省苏维埃卫生部门以“清洁运动”“卫生运动周”等突击运动的形式推动了苏区卫生防病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各机关团体、部队在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立卫生小组，规定卫生运动日，组织卫生突击队，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还派出指导员去各区乡考察和推动卫生工作。”(63)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开展，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使群众自觉地与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降低了苏区军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苏区群众从事生产支前活动的热情和活力，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