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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成就 中共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面对接连不断的残酷战斗和革命根据地恶劣的卫生状况，克服了缺医少药、疫病肆虐的重重困难，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尽管这一时期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各项医疗卫生工作实践的起点低，整体水平也不高，但是其中一些创新性实践揭开了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序幕，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一是力所能及地保证了红军指战员的健康，提升了部队战斗力。红军创建初期，卫生组织不健全，医务人才和医药资源缺乏，战伤救护多靠简单的自救互救，非战斗减员严重。后来经过改编，各级卫生组织逐步建立、发展壮大，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战伤救护，使非战斗减员情况明显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1927-1937)红军各级卫生组织收治了大量伤病员，其中80％左右得到治愈归队”(64)。与此同时，红军部队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也使当时部队流行的疥疮、疟疾、烂脚、痢疾等疾疫得到有效控制。据聂洪钧(曾任红10军团第19师政委)回忆：“1932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各部队专门开展卫生运动，整治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的疥疮。各部队发给每个患有疥疮的战士1竹筒樟脑油，强制他们每天洗搽，不到半年就消灭了疥疮。”(65)另据饶正锡(曾任红3军团第5医院院长)回忆：“红军中疟疾发病率总在10％左右，许多指战员不得不一边‘打摆子’(疟疾)，一边打仗。为了对付疟疾，在药品缺乏的情况下，红军医务人员曾想了许多办法，其中包括应用中药常山、柴胡、辣蓼草等进行防治。口服奎宁用量大，效果又不好，红军医务人员就自己配制奎宁注射液。这种注射液在抗疟疾治疗方面曾起了很大作用。”(66)又据许世友将军回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留下大批烂脚病员，当时医院多用黄碘加白糖调敷或用其他中草药治疗，但效果均不理想，对此毫无办法，钱信忠同志就用盐水配制一种药，疗效很好，治愈了大批中毒的伤员。”(67)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关于红军各部队因烂脚病造成严重减员的报道几乎没有，说明此病已经在红军各部队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时期，“虽无统计数字作为衡量红军部队卫生防病工作成绩的尺度，但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68)。长征前，红色医务人员以当时建立的卫生组织为依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战伤救护工作和卫生防病工作，减少了广大指战员的伤残率、伤病率，大大降低了非战斗减员，为红军战斗力的巩固与提升作出了突出贡献，是红军多次打破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提升了苏区群众的卫生观念和健康水平。长期以来，农民直到年节才进行一次大扫除，人畜同居比比皆是，家居环境很是邋遢，加之农村房屋低矮，窗户少，还常年紧闭，空气不流通，为各种疫病滋生提供了温床。因此，为加强卫生防病工作，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各级卫生组织和医药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要求农民群众常开窗子、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大扫除等。虽然毛泽东在其调查报告中说，“规定5天大扫除一次，实际7天一次的多，10天的也有”(69)，但这和以往相比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卫生运动，使人们树立科学的卫生观，苏维埃政府还利用各种宣传方式，依靠妇女组织、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深入每家每户、展开检查评比，督促人们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树立卫生理念。各地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实践“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了，把卫生工作推广到群众中去，使环境清新，庭院整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70)。各革命根据地还将文艺演出作为开展卫生宣传与教育，实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风气的有力工具。如，“赣东北工农剧团创作的独幕剧《检查卫生》，就以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了农民魁元夫妻和孩子因不讲究卫生而满身生疥疮，后来在卫生检查员的教育下认识到‘不讲卫生’的危害而积极改正的故事。《检查卫生》的剧情虽然很简单，十几分钟便演完了。但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却是深刻的。”(71)这更容易使中共的各项卫生政策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得到认可。 三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首先，确立了中共对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三湾改编后，中共打破了旧军队的卫生组织体制，将卫生组织置于其领导之下，确保了卫生组织与卫生人员政治方向的正确性。1929年12月，红4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会议要求卫生人员树立“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思想，并明确指出：“(1)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2)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3)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72)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卫生工作指导思想和原则，不仅在红4军实行了，在其他红军部队也先后得到贯彻，从而使卫生工作受到普遍重视，各根据地发展卫生事业在思想上、行动上更加自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与根据地的卫生组织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随后，中共还加强了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1932年，中共中央要求在直属医院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总务处(科)，建立党务委员会，组织与进行对伤病人员及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73)此后，各医院都开设政治课，对参加医疗培训的人员，也考察其阶级出身，以保证红色医疗队伍的纯洁性。这在当时极为复杂的斗争情况下是必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全体卫生人员历经考验，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克服困难的勇敢精神。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总医院的第四分院仅有3名医生和11名看护，却完成了1000余名伤病员的收治任务。”(74)其次，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对乡村医药卫生资源的管理，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变了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医药卫生资源分散、凌乱的状态。如，“1930年3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有内务部，内务部设有卫生科、社会保险科等7个科，规定卫生科主管群众卫生运动、医院、诊疗所和疗养所的工作，负责医生登记、检查药店、组织药材合作社、医药教育等。中央苏区政府还组织了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在苏区内各地设立公共诊所和药业合作社，对苏区的医生和药店进行登记管理。”(75)当时，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相同或相似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当地有经验的医生到红军部队担任红色医官，部队也为地方培养了一些医务人才。同时利用公共诊所和药业合作社为广大军民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再次，在整合各种医疗卫生资源的过程中，中共还从当时的内外环境出发，分析革命根据地中西医资源的实际，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时选择了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其确定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医疗卫生部门继承中医优秀遗产，兼采西医之长，在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为改善广大军民医疗保障条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奋起反抗，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开创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并确立了其对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而后在革命根据地恶劣的医疗卫生环境下，中共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带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克服了缺医少药的困难，逐步建立起红军部队和苏维埃地方的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培养了一批红色医务人才。在此基础上，中共又因势利导，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按照“一切为了伤病员”(76)和“用中西两法治疗”(77)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开展了战伤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实践既降低了红军部队的死亡率、伤残率，提升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水平，成功打退了国民政府的4次“围剿”，又利用上卫生课和卫生宣传短剧巡演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了党的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卫生观念，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建立的各种医疗卫生制度、积累的医疗卫生工作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它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过程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保障军民健康，为国家预防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也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开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