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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中国医疗史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性问题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对近代性的重新思考主要由西方学者与南亚学者所提出。相对而言，同样受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冲击、并为“近代化”问题困扰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反省仍不够深刻。由于医疗史牵涉着西方科技的输入问题，又与在地社会关系密切，提供了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性”很好的切入点。台湾地区年轻一辈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省思亦在最近展开。李尚仁就在几年前编了相关的专刊。由于台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又拥有丰富的档案与其他历史数据，学界与西方的交流频密，自然具有探讨近代性的有利条件。其实从中国在地社会的医疗问题来探讨“近代性”是极富潜力的研究范围。目前研究南亚、加勒比、非洲等不同地区的近代殖民与医疗问题的学者，主要仍利用以欧洲语文为主的史料。在地语文的一手资料相对较少。虽然研究者可以用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其他方式补充史料上的不足，但是学者研究的原料仍有极大的限制。相对之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的地方史料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均远胜其他殖民地国家。同时，其区域性差异之大、相关史料性质之多样化也是其他19世纪所谓“传统”社会所望尘莫及的。尤有进者，中国本身的医疗传统悠长而牢固，有关的学术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换言之，研究中国医疗史与近代性的问题有非常充分的条件。目前最需要的，是观点上的突破、课题上的创新。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配合着各种在地史料的发掘，仍然需要研究成果的累积。以下是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几个范围： （一）有关19世纪以来中国医疗史与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 其中应该特别受到注意的是西方医学与相关制度的进入所带来的复杂后果。如近年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近代西方科技与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单向的过程。传统社会对此亦非消极地照单全收。西方影响的结果必然是许多糅合体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从三方面去思考这个历史发展： 1 近代性与“混合体” 这里指的是中国在地社会从西方的一套知识与医疗体制中选择适合本身的成分而构成的“混合体”（hybrid）知识、实践与制度。本章一开始即提到的“中西汇通”的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民初“中西汇通”的折中案取代部分精英推动的废除中医、全盘使用西医的极端建议，我认为这个妥协性的结果并非偶然。传统社会并不全盘接收西方科技与制度，但是也无法抵挡这个强势的文化体系进入中国。两种文化在中国相遇所发展出来的新的“混合体”之一就是“中西医汇通”这个特别体系。而近代中国在接受其他西方科学方面，也同样是选择性的。美国学者艾尔曼最近发表的专著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就研究了中国人自明中期至清末如何按本身的条件、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诠释西洋科学。在中国传流及实践的“科学”，并不全然是西方定义下的科学，而是中国本身所选择、诠释、利用的知识。也因此所谓中国近代科学化“成功”或“失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错置的假问题。除医学知识体系的改变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普及的卫生观念的改变。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洋科技文明的引进，怀着相当矛盾的心情。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对比就是鸦片与牛痘。广东学者陈垣曾引阮元诗谓：“意以鸦片、牛痘均来自外洋，鸦片害人而牛痘益人，可相补也。”不但陈垣如此说，19世纪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亦相当刻意地在中国传播牛痘，以争取当地人对西洋医学的信任，并且自认为效果卓越。然而牛痘术之顺利传入中国亦非偶然。中国传统人痘术在明清以来的发展明显地为此铺了路。而中国种痘师亦不忘将传统针灸、胎毒的理论套入牛痘法中，强调牛痘法乃传统人痘法之改良方术，以取信于国人。事实上在牛痘术发展之关键时代，牛痘的施种除了在传教士的施医所外，还在原来只为幼儿施种传统人痘的慈善机构，如育婴堂之类。在邱熺等受过传教士正式训练的牛痘师的推动之下，牛痘施种在平民眼中并非纯粹西洋巧技，也同时是传统人痘的改良技术。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从1860年开始至清末，从方志的记载中我们至少可找到43所牛痘局或洋痘局，而这个数字也显然是低估的。而且地方政府亦有鼓励种痘与成立痘局的饬令。换言之，牛痘施种这项表面看来来自西洋的“近代”医疗技术与公卫措施，在中国的落实有其在地原因。传统人痘接种技术的普及化、明末清初以来全国已有的慈善组织网络等都是让牛痘术顺利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痘师用传统针灸术的术语描述牛痘术，将之转化为一种“混合式”的论述，虽然如廖育群所说“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无一可取之处，而且是那么可笑”，但确实让在地社会更能接受新技术。所以说，牛痘传入的“成功”例子并非由于此乃西人刻意推动的“近代化”成就，而是传统中国社会选择了这一项民众能了解、接受的技术，并且以原有的医学语言、在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这项技术，以便利其推广。除了具体的医疗技术外，西方医学对中国传统医疗观、身体观方面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发展。雷祥麟与英国学者Bridie Andrews在对清末民初鼠疫、肺结核等病的研究中看到传统的中医学概念如何受西方医学观念的冲击而发生发化，如从“尸虫”到“传染”，或从传统的“相染”观到西方的急性传染病概念等。但同时又指出根深蒂固的传统疾病，身体观如“虚”、“痨”等，与基于近代西医细菌论的“肺结核”观之间的鸿沟又是如此巨大。肺痨与肺结核在仔细分析之下其实是两种迥然相异的身体观所产生的疾病语言。到了20世纪初期，“肺痨”这个原来是单纯的传统中医词语渐渐混入了通俗西洋生物医学的其他概念。“痨”病的疾病观转化到“结核”病的疾病观，其实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复杂过程。今天华人对身体与疾病的观念与看法仍然是一个混合体。诸如此类的例子应该很多，反映了西方生物医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后，中国社会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医疗文化、身体疾病观在中国土地相遇之下的不断磨合，产生了各种“混合体”的概念，这种结果无关好与坏，或成功与失败。而这个磨合的过程，看来仍在延续着。有西方学者认为，就算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其实仍依赖近代主流西医以外的其他传统医疗方式与系统来了解身体，维持健康，治疗疾病。就算在西方，沿自古老传统的医疗，古老的身体观仍存在着。就是说，连当今的西方社会都不见得完全被“近代化”，更何况非西方文明社会。换言之，这个过去学界以为理所当然的“近代化”历史过程其实被了解的程度仍不够深入与细致，应该被重新检讨与修正的地方仍很多。 2 “帝国主义”与“西方科技”的矛盾 通常“帝国主义”与“现代性”关系密切，但前者往往被赋予反面意义，而后者被赋予正面意义，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证明。但西方近代文明与帝国主义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这其中的矛盾面早在清末已被注意到。上文提到的阮元与陈垣以鸦片与牛痘两样从西洋来的事物，一样为害中国，一样有益于中国，最清楚地表达了当时人对西方文明既爱且恨的心情。研究中国近代的诸学者，往往在探讨所谓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时，仍被这个矛盾纠缠不清。这个矛盾在医疗史研究方面表现得最清楚。西方生物医学、科技等被笼统地归类为“科学”的知识体系通常被认为具普世性，是所有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价值与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算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他们在谴责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余，仍积极追求西方科技。一般知识分子以具备这种知识、成为“科学家”为傲。如果说19世纪的亚洲人以次等民族为耻，社会精英则多从学习科学、医学中重新肯定自我，以求获得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一洗被殖民者的自卑。如何处理在历史研究中的这个矛盾？对西方社会理论学者如福柯等而言，近代西方的所谓科技进步，往往让个人陷入空前的困境。对启蒙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悲观分析，其实早在韦伯等的理论中已清晰可见。显然，主流西方学者对“近代性”的批判没有任何感情上或知识上的包袱，也没有矛盾。不过这个批判的脉络，虽然可被思考中国现代性的研究者借鉴，但并不尽合宜。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非西方的所谓“传统”社会虽然以妥协、折中的方式纳入了部分近代西方文化，但其实并没有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所呈现的所谓“现代性”与西方学者所批判的现象有基本的差别。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特殊的背景，学者必须面对中国具体的历史，而不能假设中国的“现代性”是西方的翻版（这个常见的做法也是一种“偷懒”）。在尚没有发展出一套适用于解读中国近代性的理论之前，学者或许应从具体史实层面尝试解开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与近代科技引入之间的矛盾关系。例如，必须进一步评估的，是西方科技对所谓“进步”的真正贡献。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学者对台湾殖民时代婴儿死亡率趋势的研究。吴嘉苓与杨文山从档案数据与口述数据中发现日本殖民者所推动的所谓科学育儿或西式接生法等并没有为本地社会带来明显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一些数据甚至显示出传统的接生方式比西式接生更便利农村社会，而且其安全性亦比想象中的高。 英国学者Michael Worboys指出19世纪西人以当时的医学知识去适应不同地方的风土条件、处理他们所不熟悉的疾病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换言之，学者不要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评估西方医疗进入近代中国社会的效率。刘士永与林宜平对台湾疟疾的研究亦指出殖民时代台湾医疗政策的效率并非唯一重点，举凡公学制度、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对疟疾的控制产生更关键的作用。同样地，香港学者冼玉仪亦发现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制度与医疗知识对世纪末横扫香港的鼠疫没有产生控制疫情的效果。而香港市民对殖民政府的政策多心存怀疑与恐惧，并多不愿配合。换言之，殖民政府所带来的近代医疗知识与公卫体制并不是拯救落后传统社会的万灵丹，它所带来的有善也有恶。所谓近代医疗与科技也不是白璧无瑕的普世道德与价值，虽然现代医药有可能降低了一些疾病的痛苦，但是同时也是具有侵略性、构成帝国主义的一种机制。近代西方医疗体制有启蒙思想的积极进步面，但也有帝国主义的专横残忍面。只有诚实地面对这个历史过程中数不尽的矛盾，探索中国社会在这段关键时期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从中得到益与害，从而创造具在地特色的“现代性”，学者才可以真正从医疗史的研究中了解何谓中国的“近代性”。 3 中西双向交流 直至目前，有关中国近代化或近代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对西方的文化作出反应，即费正清在20世纪中所提出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这个立场的假设为：西方文明、科技、制度主动地入华，而中国被迫消极地作出反应。但是如果从医疗史的角度入手，我们可能看到更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西的或中外的交流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其实直至19世纪中期，在世界各地的西方医学传教士并非如想象中地蔑视其他医药体系。医药传教士要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建立医疗基地的原因除了为了传教及展示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外，同时也是为了向不同的医药体系学习。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传教士建议在中国成立医药传教会，主事者所列举理由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药物与疾病……中国人与日本人也不例外，这两个国家都有很丰富及有效的药物。如果我们在当地施医，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些药物的使用与了解药物的效果……这样，我们对药物的知识会增长……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疗法与疾病分类法有用的部分中得到好处。”而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医药传教士的确在施医的同时，向本地人学习中国医药的原理与中药的运用。西洋医学对中国的本草与针灸尤其感兴趣，一些精通汉语的传教士对中医的脉法也佩服。 欧洲人对中医药体系的专业与学术研究与引介自19世纪初即出现。其实西方医药传教士这种态度在19世纪很普遍。在印度，英国医药传教士学会用大风子治疗麻风病，并且把这个药物引回英国。就算一般的医药传教士对中国或印度传统医学不免心存轻视，但是对各种风土病仍充满好奇，希望透过调查与就地观察了解风土病，以及医生对这些病的看法与疗法。他们对各地的风土疾病与医学充满学习兴趣，而且往往从中得到新知识（如李尚仁所研究的英国热带医学，就是万生（Patrick Manson）在中国南方作实地研究的成就）。西洋医生透过在地的助理、翻译、友人（包括行商）等观察、了解中国的医学与疾病，这其实是一个有趣而具关键性的过程。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多种医院报告中，我们看到他们汲取这方面知识的许多有趣的细节与困难，尤其是语言上与观念沟通上的困难。换言之，在西洋医士与在地医药传统的双向交流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中介层。他们如何让当地人了解西医，又如何让西医了解在地人的观点与习惯，其实是个极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只举黄宽的例子。这位最早在广州受医药传教士训练，第一位被送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的广东人返华后成为唯一的华人海关医官。当时西洋医生对中国疾病与医药的了解，不少来自他的报告。从他那里，重要的英国热带医家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得知广东“过癞”或“卖疯”的习俗，以及粤人相信麻风病三代之后遗毒尽消，可以与健康人结婚的看法。康德黎被黄宽说服此乃千真万确的麻风病传染方式，所以劝告在香港的白人不要与来路不明的中国女子交往，以免成为过癞的受害者。在19世纪末的华南地区，传统中国的地方习俗与信仰，配合着当时欧洲白人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将一种今人认为是无稽之谈的事物当作严肃的医学问题来讨论，正显示了19世纪西医的限制，与中国“中介”人物的主动性。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西医的交流的确并非单向。而中国社会接受西医、或将西医转化为本身的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亦很复杂。我们必须注意区域性的差异、中介层的特色（如最初习医的人不少为下层人、女性等）、印刷媒体的角色（教学用的教科书的翻译、形式等问题）等。而至于西洋医生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疗知识与体系，这更是艰难但重要的工作。以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医学著名的学者哈理逊（Mark Harrison）在最近一篇检讨殖民医学的论文中指出：“许多我们认为是西方科学的东西其实是在殖民地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输出至殖民地。”“西方医者在殖民地找到许多实验的机会，有时他们也愿意向当地的医疗传统学习。我们或许假定这种互动只在殖民统治前期才发生，但其实在英国帝国的最高峰时期，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自主性与双互学习的情形，比一般（论述）模式要来得普遍。”英国人在印度如是，在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活动。笔者相信，如果我们仔细发掘各种中外文献、口述数据，我们会找到不少关于医疗文化双向、甚至多向交流的蛛丝马迹。唯有在许多具体的细节重建起来后，我们始可以修正过去认为西方向中国单向输出近代科技的单向思考，整理出一个较完整的医疗与技术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而所谓医疗史角度下的中国“近代性”才可较清楚地浮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