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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中探讨“近代性”的意义 除了从19世纪中西医学相遇中探讨中国的“近代性”之外，我们从欧洲近代医疗史的背景中或许得到另一种启发：许多被认为具备“近代”特色的制度、态度其实早在前近代的中国出现。所谓“近代性”所指不应局限于在最浅白的时序上的意义：即出现在19至20世纪之间的历史特色。西方认为在17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自有其本身历史发展的一套自圆其说的论述。而为何中国要到19世纪受西方帝国主义影响之后才算进入“近代”？这个立场无疑过分地以西方文明为论述的中心。要做到抛开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准的历史解释，“将欧洲外地化”，学者或许应从独特的中国医疗历史经验中看几个重要历程，并思索是否中国社会在19世纪之前已具有一种近代性。下文所述并非要提出任何一种替代性的系统说法，只是举出一些例子来提供思考的可能性。例如从癞病史的角度去思索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或许有启发性。有关癞病在宋代以后的发展，无论从医学传统的角度看，或从社会反应的角度看，中国的确已进入一新的理性时代。首先，在医学知识上，癞病的病因解释颠覆了古典时期的看法（不再是因“风”而起的病），而更着重于具体环境与个人行为与体质等因素，并提出了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观念。当然从今天生物医学标准而言，其中许多看法充满谬误（就如18、19世纪欧洲医学对麻风病的了解也充满谬误一样），但是这些新看法在当时确代表着医学知识配合着社会与思潮的变化。地方政府针对这个病的各种措施，也符合医学对这个病的解释。因此我们看到对癞病病因的解释，渐趋向针对个人习惯与体质或风土习俗等，而渐脱离佛教与道教的论述。在癞病患者的管理方面，我们看到宗教的角色逐渐淡化（不再是隋唐时代佛教的“疠人坊”，道教论述中癞病患者能成仙的说法亦式微），而政府继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明清收容癞病患者的机构，如麻风院、癞子营之类的机构，绝非为了进行宗教净化的仪式，而确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健康，预防无病的人受传染。同时明清的机构由政府资助，自有一套与地方权力结构相配合的运作机制。换言之，明清政府发展了一套理性的管理癞病方式，配合着当时医学知识、社会的要求，甚至统治者的天下观。从癞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从南宋陈言的“三因方”将癞病病因作了基本的修正之后，中国社会对癞病的看法、对待癞病患者的方式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6世纪麻风院等机构的成立乃中国地方社会理性处理癞病的里程碑。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南方社会明确地对疾病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创立了新的制度，是否可将之视为一种具本国特色的“近代性”，是可以讨论的。除了癞病史的例子外，上述种人痘的技术发展，众所周知的对温病的新诠释，说明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对疾病观、身体观正经历着重要变化。其中有新制度产生，也有新理论与观念，甚至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新措施、新习俗的产生。如台湾地区年轻学者邱仲麟一系列详细的有关明清时代的医疗制度研究，是否也会显示一些独特的时代“理性”，也值得期待。另外一项笔者认为值得深究的是16世纪以来的药业。 郑金生指出从本草学、制药技术的发展看来，16世纪都达到高峰。明清时期药物的炮制、流通是否也反映了药学知识与商业市场结合的一种新理性？这个成熟的知识与市场体系很快地让中国本草学成就闻名世界。直到20世纪，西洋医生视中医理论为荒谬迷信，但却一致肯定中药的效果与本草学的成就。学者是否也可以从这个问题探究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用药方面的“近代性”呢？上文台湾殖民时期汉籍妇女生产仍主要依赖传统产婆，并且传统引产术并不比西洋引产术带来更高的婴儿产死率。从这个具体例子看来，我们也可以确定传统妇产科、儿科的成就与稳定性。而在这方面，学者的讨论甚至可直溯南宋时期。南宋陈自明在妇科的成就，虽承自唐代，但妇科成为一专科，确是一革命性的观念转变，关涉着女性身体观与生育观。美国学者费侠莉、中国台湾学者李贞德在这方面都有重要论述。相关的观念与技术必然深远影响着一千多年来中国妇女对身体的控制、生育策略、家庭组成、人口增减等。从这些角度看，学者是否应进一步探测“近代性”在南宋社会浮出的可能性？无论上述是否真正能让学界重新思考、修正中国“近代性”的观点，有几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性围绕着国族的兴起、基督宗教的没落、都市资产阶级的兴起、公私领域的分化、市民与公民概念的茁壮等。而这些背景因素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完全无关。要从中国本身的历史脉络中看中国的“近代性”的话，必须放弃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准绳。笔者认为西方国族政治体制是欧洲近代性的关键因素，而明清时代的政体与此南辕北辙，不能相提并论。明清时代许多在医药方面的发展，或在制度上的创新均与中央政府无关。学者的目光得放在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甚至地方家族上。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的理性与稳定性，以及独特组织能力与创新活力。在这方面，研究者除了必须“把欧洲外地化”作为思考的工具以外，或许也应尝试适当地“把中国外地化”。这样，或可避免“中国”这个大的概念把史实过于简约化。而更利于具体而微地重建地方或区域史，从中呈现复杂的“近代性”。中国的“近代性”的探讨是否可从这些地方入手，仍有待学者集思广益。 结 论 19世纪中国医疗卫生进入“近代”明显是西方文明冲击的后果。在时间上称之为“现代”或“近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近代性”或“现代性”的其他含义上，所谓“近代的中国医疗”就衍生了更有趣的问题：如19世纪中后期的医疗知识与相关体系是否呈现了一致的“近代性”，犹如西方18世纪以来的结合着经济、社会、科技、行政体制各方面发展的一套政治理念？当然中国清代的历史轨迹大异于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发展，不可能有同样的一套医疗卫生体系。在西方医学与科技冲击下传统中国体系所发展出来的新的“近代体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糅杂体”？换个角度问：19至世纪中国的医疗体系所呈现的是何种意义下的“近代性”？在这方面，我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够具体、细致。如果从另一角度思考“近代性”，我们是否过分忽略或低估了中国在19世纪以前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近代性”？一些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属于“近现代”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其实在更早期的历史中已看到端倪，原来在中国所谓“传统”的文化中，可找到促成中国走向在西方定义下的“近代”？当然，我们必须承认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医学知识，及其相关的制度具有强大的普世性，但是本身具有相当牢固的医疗传统的中国社会如何接受这些科技与制度的融入？如何将西方的有关知识与体制转化为本身的文化？要重建较完整的历史图像，我们仍有漫长的路要走。“Provincializing Europe”这个概念无疑是极有用的分析工具，这个想法让研究者重新检讨近代中国面对“西化”过程中的主动性。甚至在适当程度上“Provincializing China”也是需要的。暂时把“中国”这个较笼统的地理或文明概念搁在一旁，探讨个别地方、人物或个别科技发展的具体历史，研究成果或许更能显示出历史的多元与复杂性，成为“近代性”更有效的参考指标。无论如何，我相信从中国医疗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性”是可行之路，同时对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会有重要的贡献。 （本文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年，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