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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圈地议案的地方抵抗 民众采取哪些方式抵抗议会圈地？是以合法形式为主，还是以非法的暴力抗议为主？这是理解民众抵抗圈地运动的关键。 一个教区或村庄要进行圈地，首先要拟定圈地议案。圈地议案草拟之后，就可以提交议会进行请愿，等待议会批准。围绕圈地议案出台的反抗主要表现为地方抵抗，即圈地教区的民众在圈地议案递交议会审议之前在当地进行的抵抗，其抵抗形式主要包括：拒绝在圈地议案上签字，向圈地者以及富有同情心的乡绅请愿，散发谣言或通过威胁的方式使圈地流产。 持有土地的小农可以拒绝在圈地议案上签字来抵制圈地。圈地议案出台的关键是圈地计划得到本地区大多数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因此，拟定圈地议案之前，教区或村庄的所有产权人和利益相关人都可以参加会议，讨论是否向议会提交议案。例如，1794年7月12日的《赫尔广告与交易公报》刊登了这样一则通知：7月31日星期四下午3点在林肯郡布里格（Brigg）的天使酒馆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在下一次会期（session）向议会申请一个划分并圈围林肯郡威拉比的敞田、草地、牧场、沼泽以及其他公地和荒地的法案的可行性；地产的产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务必参加这次会议。按照议会的要求，圈地教区递呈的议案要上报该教区所有产权人名单，标明每个人持有土地的价值及其对圈地的态度——支持、反对或中立，以及每个人在文件上的签名。通常来说，至少要有教区3/4土地的持有者支持，议案方能生效。为了更保险起见，这一比例往往要达到4/5以上。最初，该比例以产权人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以产权人的数量为准。后来转变为综合考虑土地面积和产权人数量。1773年，议会下院通过一项“旨在促进王国内公共耕地、荒地和牧场耕作、改良和管理”的公共法案，规定根据土地价值和占有者数量，敞田教区在得到3/4占有者支持的前提下可以调整其农业。因此，在圈地实践中议案的倡导者们总是竭尽全力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以便让议案顺利通过。泰特统计了诺丁汉郡131次圈地的数据，发现其中仅仅有6—7次圈地是由一两个人发起的。正因为圈地倡议者要获取圈地教区中产权人的签名，所以民众在议案拟定阶段往往以拒绝在议案上签名来反对圈地。例如，1803年米德尔塞克斯郡森伯里（Sunbury）教区在拟定圈地议案的过程中，以及1804年同郡的莱斯利普（Ruislip）教区在拟定圈地议案的过程中，都有许多人拒绝在圈地议案上签名。在北安普敦郡的圈地中，甚至每三场圈地中会有两场出现有人拒绝在圈地议案上签名的情况。因此，圈地律师在征集签名的时候困难重重。负责拟定汉沃思（Hanworth）、费尔特姆（Feltham）和森伯里教区圈地议案的律师约翰·摩根（John Morgan）抱怨说：“获得五分之四的签名太困难了”。上面提到的莱斯利普教区的律师，单是为征集詹姆斯·威尔欣（James Wilshin）一个人的签名，就在1803年11月至1804年5月之间“三顾茅庐”。 地方请愿，即圈地教区的民众把对圈地的抱怨以书面形式呈递给倡议进行圈地的土地所有者。请愿者通常会在请愿书上明确表达他们的反对并署名。例如，1792年，巴克卢公爵的代理人计划圈围北安普敦郡罗金厄姆森林（Rockingham Forest）的格丁顿林地（Geddington Chase），当地18位“土地和茅舍小所有者”向公爵请愿：圈地不仅会浪费公爵的时间和金钱，还会招致麻烦，并使贫困率、失业率升高；两年后，更多的公权持有者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因为如果格丁顿林地被圈围，这些人也面临失去公地的危险。 散发谣言并用威胁的方式阻止圈地议案的出台，也是一种普遍的抵抗方式。1767年，北安普敦郡的朗巴克比（Long Buckby）教区圈地前夕，一位反对者给当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乔治·弗里曼寄去了一封匿名威胁信。1795年，北安普敦郡雷文斯索普（Ravensthorpe）教区的圈地中，反对者向一位圈地者的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声称这位圈地者染上了脑疾，病得很重，使这位“老父亲惊恐万分”。在议会圈地期间，民间往往会流传倡议圈地者将早死的谣言，所以散发这类谣言会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 地方抵抗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哈罗（Harrow）教区，围绕圈地议案的出台，支持者与反对者进行了激烈较量。圈地议案出台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支持圈地的几个大土地所有者组成“议案之友”（Friends of the Bills），抵抗圈地的近百名教区居民建立“抵抗哈罗圈地协会”（Association for Opposing the Harrow Inclosure）。1796—1802年，“抵抗哈罗圈地协会”不断地发动舆论战，指责“‘议案之友’只信任财产权重，而不考虑大多数大声疾呼反对议案的人”。这个协会的抵制使哈罗教区的圈地直到1803年才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有时能产生持久且强大的力量，从而阻止圈地议案的出台。米德尔塞克斯郡斯泰恩斯教区（Staines）的公权持有者在19世纪第二个10年中，三次成功地抵制了圈地议案的出台。1812年9月，第一次出现圈地公告，教区居民建立了23人的委员会，为教区成员大会准备议案，并挨家挨户地获取反对圈地的居民的签名。教区居民建立一个抵抗基金来抵制圈地。最终，抵抗行动获得成功，教区记录中两年没有出现圈地议题。1814年9月，又有人企图圈围斯泰恩斯的沼泽。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租地农和其他居民于9月20日召开了公众集会，宣布“尽全力抵制计划中的议案”。10月，一个指导和组织抵制圈地的委员会再次建立，目的是收集公权持有者的签名，拜访居住在外的所有者并动员他们抵制圈地。圈地的威胁被推迟到下一年。1815年9月出现了第三次圈地企图。一个22人的反圈地委员会建立起来，指导对新圈地计划的抵制。整个教区发起了为抵抗基金募捐的活动。斯泰恩斯教区的圈地计划最终由于公权持有者不懈的抵制而宣告流产。 综上所述，地方抵抗是一种比较有力而且合法的反抗形式，会导致圈地议案的暂时搁置甚至夭折。如果圈地倡议者想继续进行圈地，就要在圈地计划被搁置的这段时间里想办法买断当地的土地和宅地，逐步积累圈地议案在议会获得批准所需的同意数额。这个过程为反对圈地者提供了与圈地支持者讨价还价的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