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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圈地法案的议会请愿 议会审议圈地议案的过程中，民众也可以进行抵抗。圈地议案提交到议会之后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方能成为圈地法案，其中一个程序是“反对圈地议案的请愿”（petition against bill）。在这个阶段，反对圈地议案的民众可以向议会提交反圈地请愿书。一些学者认为，反圈地请愿在抵抗圈地行为中所占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大多数民众无法负担请愿的费用，也不熟悉议会程序。例如，1845年剑桥郡福尔梅雷（Foulmere）圈地的反对者好不容易才筹集了20英镑的律师费，但是福尔梅雷距离伦敦42英里，这样的路程对于他们来说太远了，而且他们也负担不起出席下院的费用。其二，议会圈地时期，许多人认为议会被大土地所有者占据，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反圈地请愿是一种徒劳的行为。但是，近年来一些基于圈地议案的实证研究发现，向议会进行反圈地请愿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迈克尔·特纳统计了英格兰所有郡1730—1839年期间反圈地请愿的数据，从中发现，英格兰各郡提交议会的圈地议案遭到反圈地请愿的平均比率是10.3%。剑桥郡、康沃尔郡、达勒姆郡、肯特郡、米德尔塞克斯郡、萨里郡的反圈地请愿比率超过20%。 泰特研究了1750—1850年诺丁汉郡的反圈地请愿。在这段时间诺丁汉郡的圈地倡议者共提出171份圈地议案，其中133份获得批准成为圈地法案，9份遇到了反圈地请愿，请愿次数是11次，圈地议案遭到反圈地请愿的比率是5%。表2列出了9份反圈地请愿的详细情况。 表2诺丁汉郡反圈地请愿情况  表2中标有“*”的反圈地请愿是由小所有者发起，标有“+”的反圈地请愿的发起人包括小所有者，其他的反圈地请愿基本都和更大的土地所有者有关。9份反圈地请愿中，4份是由小所有者提出的，其中莫顿和菲斯克顿的圈地议案于1803年遭到了一些所有者的反圈地请愿，这份反圈地请愿以“几个所有者和产权人的名义”提交，宣称如果议案通过，“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并要求议会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结果是这份圈地议案被驳回重新修改，但再无下文。1809年重新提交的另一份议案也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1836年和1839年的一般圈地法案给予小所有者更优厚的补偿之后，这个地方的圈地才又提上日程，法案于1842年获得通过。换言之，反圈地请愿使得该地区的圈地进程拖延了39年之久。 保罗·卡特对1766—1825年间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反圈地请愿情况进行了统计，该郡总共向议会递交了60份圈地议案，其中22份遭遇了反圈地请愿，反对比达到37%，统计结果见表3。 表3米德尔塞克斯郡反圈地请愿情况  从表3的数据中可以发现两个现象：首先，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例证表明，该郡小持有者参与反圈地请愿的比例要高于诺丁汉郡。米德尔塞克斯郡64%的反圈地请愿不是来自小持有者就是包括小持有者的联合请愿。其次，反圈地请愿几乎不会阻止圈地法案的通过，只能推迟圈地法案的通过时间。在大多数教区，反圈地请愿出现的同一年，圈地法案也获得通过。在两个教区，反圈地请愿推迟了圈地法案通过的时间，斯坦韦尔的圈地法案被拖延了20年，拉尔汉姆的圈地法案被拖延了7年。只有哈蒙兹沃思、克兰福德和哈林顿的反圈地请愿阻止了圈地法案的通过。 从反圈地请愿的内容可以发现，反圈地者大多不是反对圈地本身，而是反对圈地议案中的某些条款。例如，1794年，在白金汉郡的纽波特帕格内尔（Newport Pagnell），反圈地请愿者反对庄园领主在荒地上的土壤权（rights of the soil），不同意圈地委员由庄园领主和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任命，反对给予圈地委员每天2几尼（guinea）的报酬，甚至反对已经组成的圈地委员会，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些委员。这份圈地议案最终进行了修改。 综合对上述反圈地请愿个案的分析，可以认为：反圈地请愿并不是个别现象，小土地所有者也积极参与反圈地请愿。但就效果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反圈地请愿只能推迟圈地法案通过的时间，或是修改圈地议案中的某些条款，不能完全阻止议会圈地的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