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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 《史记·赵世家》载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相提并论,说明战国秦汉时期以代马、胡犬、昆山玉为三宝。汉桓宽《盐铁论·未通》文学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唐李白《古风》:“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马耐寒怕热,三代南方并不产马。秦、晋紧靠草原地区,也不是马原产地。《史记·李斯列传》:“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中原和南方水土环境不适合马生长与繁殖,良马容易退化为劣马。历代中央王朝买马以银养马以金,还是没有培育出一个优良品种。代地位于晋北朔方紧靠蒙古草原,适合良马生长与繁殖,是马入中原的重要关口。所谓代马即北方之马。代马很好地武装了主力骑兵, 赵国胡服骑射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亦以善于养马著称,以金戈铁马统一了中国。 中国历史上经常犬马并称。《尚书·旅獒》:“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犬马与珠玉、皮币相提并论。《东观汉记·北海敬王睦传》:“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宋苏辙《汉昭帝论》:“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犬马与田猎关系密切。 东亚胡犬代马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历代中央王朝建立无不依赖犬马之劳。新石器时代东亚主要陪葬动物是猪,偶尔有狗。商代贵族陪葬动物主要是犬和马,亦有牛羊,罕见猪。这种变革不仅是时代差异,亦是民族文化不同。代马、胡犬、昆山玉,不仅是赵国三宝,亦是中原王室或贵族喜爱之物。代马和昆山玉已有众多研究,但代马与胡犬之关联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马为北方或外来动物已被学界公认;胡犬还无人细究,应是猎犬。本文初步研究代马胡犬来龙去脉,试图阐明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意义,并探讨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一、胡犬狩猎 早在旧石器时代犬与人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仅是人类狩猎的帮手,亦是部分地区肉食来源之一。狗源于狼已经得到公认,但驯化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推测中。河北徐水南庄头、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过狗骨骼。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以色列北部纳吐夫文化晚期墓地发现距今1.2万年人狗合葬。德国也有类似发现被认定为距今1.47万年,比利时的发现更是被宣称距今3万年以上。在欧亚大陆西伯利亚也发现距今约8000年人狗合葬墓,墓主人与两只狗合葬,狗身旁还有项圈和汤匙。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发现了3万年前狗骨架,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狗已经开始合作了。 Savolainen和张亚平等通过对世界范围内654只狗mtDNA研究发现其中95%可归为三群,而东亚狗表现出更大遗传多样性;由此推断狗源于大约15 000年前东亚狼。作为旁证有人发现新大陆和澳洲的狗源于东亚或旧大陆。另外一群科学家用类似方法发现犬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至少欧洲犬起源于欧洲狼;有距今12 000—17 000年遗骨作为佐证,支持犬多地区独立起源说。通过来自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非洲和美洲10只狗Y染色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于至少5个不同狼群。狗有丰富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18份距今1000—36 000年犬古基因与现代狼和犬比较研究亦支持犬有一个欧洲起源,推测欧洲狩猎采集民距今18 800—32 100年之间开始了与狼互动。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与多国科学家合作通过55只犬科动物包括12只灰狼全基因组的研究,宣称狗在距今3.3万年以前开始在东亚南部地区被人类驯化,随后逐步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一万年前抵达欧洲后又部分回迁到东亚北部与本土狗混合。英国剑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利用 680 只现代犬和 59 只古代犬(约 14 000—3000年前)基因作进化谱系树分析,发现犬在欧洲和亚洲分别被驯化,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犬基因明显趋同,推测欧洲古狗部分被亚洲狗取代。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犬群迁徙与交流超越了许多人的想象。 分子遗传学家显然没有充分注意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犬与人共同迁徙与交流的历史记载。正是历史时期不断有西方人与犬进入东方,现代东亚犬才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在东西方文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言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结论,犬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犬戎之“犬/*canis”是汉语和印欧语同源词。赵国“三宝”中之“胡犬”,反映中原或东亚还有本土犬。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犬的态度明显不同:直到最近狗仍然是部分日本、韩国和中国人肉食来源之一,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人看来无异于吃人肉。猎人不会吃猎犬,牧民不会吃牧羊犬,但东亚农民会吃土狗也称中华田园犬。 《礼记·少仪》:“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 守犬指守家护院的看门狗,田犬是田野猎犬。通过对下王岗、客省庄和上孙家遗址出土家犬骨骼的研究表明家犬形态变化较大,至少代表了三个品种。凡犬都有看家护院习性,“守犬”既可是田犬,亦可是食犬。中国本土狗被称作中华田园犬,“鸡犬之声相闻”正是田园生活的写照。江苏省徐州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房屋模型,屋子四周有狗看家护院。凡犬亦有帮助狩猎习性,经过漫长人工选择过程方培育成优良猎犬品种,嘴尖腰细灵活,细狗胡犬就是猎犬代名词。中原或东亚地区自古就有食狗习俗;肉狗嘴短腰圆应是东亚土狗(中华田园犬)。《说文解字》云:“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犬在早期中国具有特殊宗教意涵。新石器时代偶尔可见犬骨骼,例如贾湖遗址中犬被有意识地挖坑掩埋,或许是犬牲先导。到商周时代犬牲才流行,常用于殉葬或祭祀,也用于建筑、城墙奠基。 甲骨文有“犬”无“狗”。《诗经·秦风·驷驖》载:“輶车鸾镳,载猃歇骄。”秦襄公畋猎出游,“猃”与“歇骄”均为猎犬。先秦时期北方民族之胡犬就是猎犬。猎犬是猎人宠物,骑马狩猎是战国贵族一大爱好。《吕氏春秋·贵当》:“君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这说明猎犬优劣是狩猎成败的关键因素。山东济宁嘉祥东汉武梁祠和河南南阳王庄东汉墓画像石中均可见古人携犬狩猎生动场景。与猎犬相关的还有军犬。古代波斯等有以狗参战现象。中国古代有“狗附”“犬铺”一类军营警备设施。先秦随葬车马坑中有车有马有狗,可谓标配。 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墓道两侧壁画长卷蔚为壮观,生动地展示鲜卑或北朝时代代马与胡犬。东西两壁第二层北段壁画为狩猎场景,所绘人物犬马形象生动。第三层西壁南端一骑马少年引导一只猎狗和雄鹰正在捕杀兔子。唐代波斯犬入中国,《册府元龟》有明确记载:“天宝十载(751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所贡狗称为“天狗”,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对狗的崇拜。唐杜环《经行记》提到石国“出好犬良马”。《旧唐书·西戎·波斯传》:“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新唐书·西域下·波斯传》:“多善犬”。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唐初大画家阎立本之《锁谏图》(元、明摹本)表现十六国时期匈奴所建汉国廷尉陈元达锁身死谏皇帝刘聪故事,逡巡于人物间之猎犬尖吻、细腰、长腿。这种犬就是“波斯犬”,又称“细狗”,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狩猎需要而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在入华粟特胡人墓葬石刻画像中,就有狩猎羚羊场面。从北朝到隋唐时期传来的“骏犬”“良犬”就是“波斯犬”,其祖先大概是出产自古波斯的萨路基猎犬(Saluki),别名波斯灵缇、阿拉伯猎犬等。郎世宁《十骏犬图》画了十条高贵名犬:“霜花鹞”“睒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雪爪卢”“蓦空鹊”“斑锦彪”和“苍猊”。十骏犬前九条即是胡犬细狗:都小头长吻腰腹收缩四肢细劲,均擅长奔跑、敏捷强壮,成为皇帝围猎好帮手;最后那条威猛大犬,应是藏獒。从画面上所题字句来看,这些名犬都是西北各个部落首领或地方官进献给皇帝,并非中原或江南土狗。 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上“兔”下“犬”,正是狗逐兔情形,为“逐”异体字。《史记·李斯列传》载“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蒲城当时是皇室猎兔狩猎之域。唐太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也分别猎于伏龙塬和尧山。唐时京兆的特殊地位使唐皇室狩猎娱乐活动流传于蒲城地方,产生出细狗撵兔活动习俗。蒲城细狗乃渭北名犬:“黄瓜嘴,羊鼻梁,四蹄如蒜;腰似弓,腿似箭,耳垂尾卷。”细狗撵兔竞技活动每年农闲时定期举行,主要撵兔日有元宵节、端午节等。细狗撵兔被认为是关中民俗,其实广泛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细狗或猎犬广泛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犬年(2018)我初访埃及第一站塞加拉下车伊始,黑狗、黄狗和白狗摇头摆尾似久别重逢。第二站阿斯旺现代化博物馆系统展示了上埃及地区考古历史文化和民俗生活。第六王朝时期浅色陶碗上有一个人和三只狗,其中一只正咬着一只兔子,正是细狗撵兔。开罗埃及博物馆藏著名犬猎鹿盘是早王朝代表器物之一,这黑滑石圆盘直径8.7厘米、厚仅0.7厘米,中央有一孔插轴可旋转,造成黑犬黄狗逐鹿动人效果。2014年在伊朗访问时曾见到了细狗撵兔砖雕镶嵌图案,想起了细狗灵缇萨露基。埃及壁画或砖雕中猎犬很常见。新王国时期图特卡蒙偏爱一头猎犬,制成木乃伊放进棺材里供来世使用。灵缇更加轻灵,亦是猎犬,出现在绘画和浮雕中亦可以追溯到近五千年前。灵缇在地中海及欧洲深受王室和贵族喜爱,形体从古至今变化不大,是古老纯种犬,野兔是灵缇追逐对象。细狗撵兔流行于关中,河南、山东亦有。至今优良细犬仍有赖进口,这也是细狗胡犬外来活证据。 尽管狗的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野生祖先灰狼(Canis lupus)。有人坚持“一种一源说”或“多种多源说”,我相信“单种多地起源说”。不同地区的狼亚种被先后驯化成不同用途犬,然后又相互交流,造成了当今世界犬种分布复杂的局面。中国有本土犬,又先后引进各种犬类,因而出现了基因最复杂多样的现象。 二、马路天使 “人类所曾做到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动物——马!”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马》中深刻地揭示了人马关系:“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争的光荣。”驯化了马才有了真正的东西交流,家马是欧亚大陆草原之路开拓者。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西部。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哈萨克北部草原的波台(Botai)遗址(公元前3000—3500年)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绝大多数是马骨。安东尼等根据马齿磨损情况推断波头人已经发明马嚼,并且指出这些马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的第13—15腰椎变形。她仅仅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没有发现相应变化,就推断波台文化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生,兼营采集种植。波台马确实是狩猎对象,绝大多数是食用。中亚和东欧有食马传统,至今乌克兰马肉和乌兹别克斯坦马肠是著名美食。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说明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东亚成百上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从未发现马骨架,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才有零星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马见于石峁遗址,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殷墟遗址。最近在石峁遗址发现了马骨,经古基因检测被确认为家马。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养马,只是马的葬身之地。绢马贸易和茶马互市推动了大量马匹进入中原,但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马品种。因为中原和江南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马喜干冷清爽的习性。 马驯化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Carles Vila等对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mt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假说。但是Y染色体非编码区14.3kb没有发现任何多态位点,表明仅有极少数雄性种马参与繁育。马是一种典型一雄多雌(Polygamy)动物。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不是一个物种,是一种不可驯化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亦将普氏野马排除在家马祖先之外。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体现了丰富遗传多样性,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复杂性。此外家驴亦来自中亚或西亚,其源头在非洲。对12个品种126头本土驴mtDNA分析表明中国家驴可分成两系,称之为索马里(Somali)系和努比亚(Nubian)系,均源自非洲。 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马车(Chariot)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基本形制相似,许多细节相同,表明有共同的起源。安东尼等根据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李特尔等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出土的马车简陋,轮距只有1.2米左右,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拉战车。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轮距1.2米左右车辙,考虑到上文提到石峁时代已有家马,二里头文化时代可能有了马车。从目前出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最高大: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埃及新王国与商代几乎同时代,图特卡蒙墓葬中保留了完整马车,制作精美,但没有殷墟王陵马车高大。林巳奈夫、夏含夷等明确主张东亚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王海城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 马与马车之起源和分布已大致清楚,自古好马均来自西北。中原发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多最大车马坑,至今仍然是贫马地区;江南更是水深火热,不适合骏马生存。胡服骑射,葬马升天。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或大西北是马的乐园,汉武帝时代天马西来,唐太宗时代昭陵六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人马一体……中国历史上大路称马路,一直到当代公路或汽车路还称马路。 三、逐鹿中原 人类历史上狩猎与战争依靠犬马之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少从商代开始祭祀和战争离不开犬马。统治阶级除了祀与戎之外最热衷的集体活动就是畋猎。古代有专司猎犬官职,如甲骨文中“犬”便有司职畋猎之意。王国维云:“殷时天子行幸田猎之地,见于卜辞者,多至二百,虽周亦然。”商代田猎成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2 000片左右,约十分之一占卜田猎,某些时期占四分之一。商王田猎规模大、时间长,从组织形式、参加人员到方法、工具皆与战争无多大差别。巡狩是狩猎升华或象征性战争。闻一多考证“省”有巡视、田猎、征伐三义:“一字含有三义,正为古者三事总为一事之证。”传说商汤“网开三面”,是一个仁慈而高明的狩猎者。殷墟王陵区共发掘十余座带墓道大型墓葬,墓底腰坑中殉狗就是通往黄泉路上的引领者。商墓腰坑中绝大多数殉狗,填土中也常见殉狗。侯家庄王陵区大型墓葬如此,殷墟发现上千座带腰坑中小墓亦是如此。 《周礼·秋官》记“犬人”主管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沉辜,用駹可也。”“献祭”的“献”字便与犬牲有关。《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犬可能与犬戎有关。鬼方北狄较早与犬马结缘。马与马羌、马方相关。西戎马众,善于养马使马。文王能从羑里死里逃生凭借的是良马美人。《史记·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武王伐商“八百诸侯”未必靠谱,但“牧誓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有据可考。武王“西土之人”与商战于牧野,戎车三百辆即马拉战车就是当时的战略武器。洛阳发掘了东周天子大型车马坑,原址建立天子驾六博物馆展示周天子与犬马的关系。300多座东周墓葬中有2座甲字型大墓,应为周天子墓,还有18座陪葬车马坑。中区5号车马坑里发现了26辆车和70匹马,其中一辆车是由6匹马拉,排列在车辕两边,生动展现了古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古人争论不休的“天子驾六”。车辚辚,马萧萧,周“天子驾六”,被“驾四”“驾二”的诸侯和官员们簇拥着狩猎出行的场面雄壮生动;还有七犬陪同,6只在车底,1只在车外。 造父、非子善于驾车养马,赵、秦均充分利用了犬马之劳。《史记·周本纪》:“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穆王于公元前976—923年在位,造父也应在这一时期。《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河宗、群玉山等地至西王母之邦宴饮酬酢故事,特别提到了8匹骏马的大名: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生动记述难免有文学夸张,亦可能有历史素地。其中多次提到犬马:“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马豪牛龙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姓纂》:“帝颛项伯益嬴姓之后,益十三代至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受封赵城,因以为氏。”造父因有祖父孟增功德成为周穆王亲信随臣,因八骏和善御与周穆王结缘。造父是天下赵姓立姓始祖。其实造父祖先中有数人能御善走。例如蜚廉和恶来父子同在殷纣王朝廷为官,《史记·秦本纪》:“恶来有力,蜚廉善走。”蜚廉“善走”替纣王传递消息,又称“飞廉”。 春秋时期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子孙世代为晋国大夫。春秋末期权倾当朝,“三家分晋”。代马和胡犬不仅是宠物,亦是彰显国力强盛的战略物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凭借代马胡犬,解决以代郡和邯郸为代表的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势力南北分裂的局面。赵国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中山等游牧民国家接壤,大量胡人和胡人后裔及文化融入赵国。骑兵是当时的特种兵,赵人养马蔚然成风,代马亦著称于世。赵武灵王本人操胡语,惯住帐篷,喜欢逐水草生活,夺取林胡和楼烦大片土地建立雁门郡和云中郡。赵国成为当时超级强国,与秦国同为战国争霸战的主角。《太平寰宇记》:“赵成侯造檀台,有信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战国策·赵策三》:“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1988年太原金胜村发掘一座战国早期积石积炭大型木椁土圹墓(M251)随葬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墓主人是约70岁老年男性,被称为“赵卿墓”。附葬马坑南北长12.6米,东西宽约3米,深约4米,马共计44匹,平均肩高148厘米,属蒙古马系。1号、8号和7号车右侧轮舆之间轴上各有一殉犬,1号、8号车殉犬是軷祭用牲,7号车殉犬颈有铜箍革带项圈是猎犬。 造父侄孙非子又因善于养马封于犬丘,为秦国始祖。《史记·秦本纪》:“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皆以造父宠,蒙赵城,姓赵氏。”秦兴起于西北,祖先非子亦以善于养马著名。秦灭六国统一中国,金戈铁马胡犬起了关键作用。宝鸡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我国正式发掘最大规模的墓葬。墓椁室内有柏木椁具一套,长14.4米、宽高各5.6米,主椁是安放秦公遗体之处,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柏木枋,椁盖则是三层,主椁分为两室应该是仿照墓主生前居所“前朝后寝”。椁室中部地下,还有一个60厘米见方腰坑,内有犬骨。附近另有大型车马陪葬坑。殉狗是商人重要葬俗,该现象也见于秦人墓葬,这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所揭示的秦人祖先自商奄西迁线索相合。与犬马有缘,恶来、飞廉、造父、非子确有一脉相传之可能。养马、驭马、驾马、马车是秦人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抓手,他们的老祖宗直接和夏代、商代、周代的王室发生关系。中国第一部养马著作《相马经》出自秦国之人伯乐,秦人异军突起最终走向统一全国。秦始皇陵与兵马俑正是嬴政利用犬马统一中国的实证。兵马俑1号坑、2号坑、3号坑只是这200多个陪葬坑的一部分。秦人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马确实帮助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 四、讨论与结语 犬和人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新作《地球上最伟大表演:进化的证据》提出狼被驯化为狗最关键的第一步是由狼主动迈出,是它们先选择了我们而非相反。由于基因突变一些狼与人类之间的“安全距离”(Flight Distance)缩短了,狼敢于接近人类部落营地分享食物。人才有机会开始“刻意驯化”,狗也就在这双向努力中诞生了。犬是人类迁徙与扩张的引导者。美国人类学教授帕特·西普曼在《入侵者》中提出了一个假说:智人从非洲走出靠着人犬组合大大提升了狩猎能力,继而灭绝了原本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扩张到全球。科学家们目前倾向于用协同进化(co-evolution)或者“自动驯化”(auto-domestication)来描述这个过程。狗在被家养之前,经历了原驯化(proto-domestication)阶段。近1万年由于人工选择培育出各种用途的狗品种,和人类互惠互利形成共生关系。这也就是狗驯化过程要比任何其他哺乳动物驯化早上万年,并能和人类更好互动的原因。如果最近几万年没有犬,人类进化与迁徙不会如此顺利。犬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狩猎效率,还给人极大心理安慰。 马是人类最晚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后来居上成了“六畜之首”。最近5000年人类的飞速发展与马密切相关。如果没有马,各大帝国将难以出现。埃及新王国、赫梯、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秦帝国无不凭马力,之前巴比伦、埃及旧王国、克里特、哈拉帕诸无马王朝都只是地方性王国。如果没有犬马,欧亚大陆东西交流不会如此频繁和顺畅,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民族难以统一成大国。 狩猎是推动社会军事组织快速发展的动力。建州女真是游猎部落,精于骑射,“国语”“骑射”是立国根本。《元史·兵志》载:“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结果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狩猎和战斗可以互不耽误且可相互促进。《史记·匈奴列传》:“士力能毌(弯)弓,尽为甲骑。”狩猎与战争是古代游牧民族合二为一的核心事业。周代征伐和田猎同属军礼。《周礼·春官·大宗伯》:“大田之礼,简众也。”周武王灭商之际在太行山南侧举行空前大规模武装狩猎。轩辕黄帝亦与车马有关,好猎能战乐巡狩。《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旧石器时代人们普遍过着采集狩猎生活,与狗同行,演化节奏非常缓慢;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畜牧和种植,演化节奏加快。青铜时代犬马结合使游牧狩猎民武装化如虎添翼,从欧亚大陆中心四处扩张改变了世界格局。图特摩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赫梯王、商汤王、周武王、大流士、亚历山大、秦始皇、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都是狩猎高手,“逐鹿中原”正是以猎喻战经典。 犬马代表硬实力,玉帛象征软实力。三代之前玉帛古国时代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邦,三代胡犬代马干戈称王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文化格局和王朝版图。东亚犬如此多种多样、遗传性丰富多彩正是因为东亚不仅有本土驯化中华田园犬,亦有来自西亚、中亚、北亚各种胡犬。中国犬类品种丰富亦是中国文化多样性表征。东南半个中国不适合骏马生存,但西北代马改变了中国历史、创造了中国版图。认识胡犬代马来龙去脉也就认识了人类史。如果没有犬马人类可否全球分布、欧亚草原能否畅通都是问题。犬马分别是人类最早驯化和最晚驯化的哺乳动物,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迁徙和发展。中国亦不例外,历代中央王朝无不依赖犬马之劳。代马胡犬是丝绸之路开拓者,也是古代世界体系标志性动物。正是犬马将中国整合到了上古世界体系。 （注释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