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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朝的财政周期与边陲用兵 关于清朝自开国以来的军费开支，已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清代历朝的中央财政，尤其是户部的岁入、岁出和历年盈亏，经过学者的细心梳理，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然而，清朝的边陲用兵与中央财政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清朝的财政构造具有怎样的特色，且如何支撑并且制约清廷的地缘战略和用兵规模？在既往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下面拟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到一起，对鸦片战争之前清朝财政状况的变化及其与边疆用兵之间的关联，试作初步的探讨。 欲了解清朝的财政状况，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是观察户部账面上的现金储备，也就是在户部常年收入扣除常年开销之后，历年累积的盈余总额。在19世纪前的清朝大部分时段，户部的岁入保持着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例如据不完全统计，1685年收入为3424万两，而到了1766年约为4929万两，一般都高于当年的常规支出，如1685年支出近2921万两，到1766年为4221万两。这样，每年都能新增数百万两的盈余。但是，一旦朝廷用兵边陲或平定内乱，军费急剧增加，其现金储备会大幅下降。总体而言，我们可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清朝的财政环境分为五个周期，每个周期跨越40年左右。通常在每个周期的开端，朝廷财政状况良好，国库盈余逐步增加；持久的安定局面，加上经济的恢复和扩张，推动盈余不断上扬，达到本周期的顶点。一旦战争爆发，军费剧增，国库盈余快速下跌，直至战事结束，开启下一个周期（图1）。下面是对这五个周期的概述。  图1 清朝户部银库盈余、用兵开支和田赋蠲免（1644—1861） 资料来源:关于户部银库历年盈余额，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0—11、39、73—74、84、142—143页；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第57—58页；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第253—281页；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1851—1894》，第51—54、61—66页。关于清朝用兵开支，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27—137页；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239—276页。关于清朝田赋蠲免，参见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25、41—43页；张杰：《清代康熙朝蠲免政策浅析》，《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 第一周期（1644—1681）：顺治年间（1644—1661），清廷花费约1亿两白银，用于平定内地，年均支出近600万两。此外，每年还需花费大约1300万两，用于维持军队日常开销，顺治十三年后兵饷渐增至2400万两。但在这一时期，朝廷的岁入仅有2000万两，由此导致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每年均出现了约400万两的亏空。但在内地平定之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快好转，户部银库连续9年（1664—1673）出现盈余。到三藩之乱爆发前的1673年，盈余总量达到了本周期的最高点（2136万两白银）。平三藩历时8年之久（1674—1681），共开支1亿两以上， 年均1250万两，耗去户部大部分的盈余。 第二周期（1682—1722）：1681年平定三藩后，国内局势渐趋平稳。而边陲地区则时有用兵，例如为了降服台湾郑氏政权而用兵两年（1682—1683），共耗资400万两，年均200万两；1695—1696年，东北边陲发生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耗费近100万两；而在大漠南北，清军与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前后交战八年（1690—1697），共花约1000万两，年均125万两。上述军事行动，均在清政府支撑能力范围之内，并未对其财政状况造成严重影响；相反，户部银库盈余还出现了稳定的增长，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年均不到1000万两，上升到1686年2600万两，1691年接近3200万两，1694年甚至达到4100余万两。1697年后，清朝边陲安稳多年，户部盈余超过4000万两（1708年达到极值4700余万两）。这种状况让康熙帝有能力在内地部分区域实行田赋蠲免。然而，边境的和平局面很快告一段落。针对准噶尔部入侵并占据西藏，康熙帝在1715—1726年间持续用兵（战事高峰期在1720—1722年），共耗资约5000万两，年均约450万两。此外，为了镇压台湾的朱一贵起义，清政府在1721年耗去了900万两。结果，到1722年，户部盈余下滑到了2700余万两。 第三周期（1723—1761）：1723年后，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仍持续数年，但在雍正年间，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清廷的财政不再构成压力。户部银库盈余在1727年回升到5500余万两（超过了前两个周期的峰值）。在接下来的数年间，由于边境安宁，1730年甚至达到了6200万两以上。然而好景不长，噶尔丹策零率领准噶尔部再度作乱，迫使雍正帝在西北用兵6年（1729—1734），6年共花去5400万两，年均900万两。1734—1735年，为了镇压贵州南部苗乱，又花费了约400万两。结果，户部的盈余状况在这些年持续走低，1734年跌至3250万两，仅及1730年的一半左右。在本周期其他年份，边陲战事仍不时发生，包括在西北地区彻底剿灭准噶尔部（1755—1757），随后又对维吾尔部用兵（1758—1761），共消耗3300万两，年均约400万两。由于这些军事开支，1734—1761年的大部分时间，户部盈余徘徊在3000—4000万两之间。 第四周期（1762—1804）：在稳定西北边疆之后，清朝度过了相对和平的30年。这种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扩张（详见下文），使得户部银库的盈余在1765年超过6000万两，1768年超过7000万两，1777年接近8200万两，是为有清一代的最高纪录。当然，在这30年内，南部边境仍有零星的战事。规模最大的战争发生在藏人控制的金川（1771—1776），共耗去7000余万两，年均1166万两，致使户部盈余从7900万两滑落到7460万两，不过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仍然保持良好。然而，国家的富足局面为时短暂。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财政的转折点。这场战事持续9年（1796—1804），波及中原和西北5个省份。为了平乱，清政府共耗费1.5亿两，年均1666万两，户部的盈余从乱前的近7000万两持续下滑，到了1801年已不足1700万两，即使跟上个世纪相比，也是很低的水平。 第五周期（1805—1840）：1804年平定白莲教之后，清朝又迎来了和平时期。在接下来的16年间，内地和边疆均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令人讶异的是，户部盈余量并没有因此发生反弹，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余量一直维持在2000—3000万两之间，具体原因将在下文探讨。1820年，西北边陲发生了受浩罕汗国支持的张格尔之乱。清军为此用兵9年，直至1828年才击溃对手。随后又花了两年时间（1830—1831），打败张格尔的兄长玉素普。为了平定张格尔之乱，清政府花去了1200余万两（年均133万两），导致户部盈余从1820年的3100万两下降至1826年的1760万两；剿灭玉素普又花费了900万两（年均450万两），户部盈余量也从1829年的3340万两下降至1832年的2570万两。19世纪30年代，尽管未发生大规模战乱，户部盈余仍在低位徘徊，大致处于2000—3000万两之间。 综观上述，战争支出对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确实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从17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历次边陲战事耗去了清政府大量的现金储备，总数约有2.5亿两。不同于政府常规支出的相对稳定和可以预测，内地或边陲用兵事先往往无法预料。因此，战端一开，户部银库的盈余便成为用兵的主要资金来源，直接用于战争开销，或在战后给卷入战事并提供“协饷”的各省予以报销。战争的规模和军事开销，直接影响到户部的盈余状况，这从上文所述17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户部盈余的周期变化上可见一斑。每次大规模战事发生后，户部盈余必定下滑；一旦战事结束，则止跌反弹。 正因如此，历次边陲用兵并未导致清政府提高田赋税率或新设捐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雍正帝曾自豪地说，“西陲用兵以来，一应军需皆取给于公帑，丝毫不以累民”。乾隆帝在1769年针对缅甸战事所作的批示中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相形之下，针对内地汉人起事所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于财政状况则有伤筋动骨的影响。上述时段内发生的内乱主要有两次，即三藩之乱和白莲教起义。这两次内乱均持续数年，影响多个省份，导致这些省份出现税收的巨大流失，加上平乱开支浩繁，清政府财政环境因此受到重大冲击。三藩之乱导致户部盈余在6年之内下滑85%，1678年仅剩下260万两。同样，白莲教起义让户部盈余在6年之内削减了76%，1801年降至约1700万两。事实上，这两次兵役所造成的开支如此浩大，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对赋税政策进行调整，以增加税收。在平定三藩期间，其调整措施包括：针对江南各州县官绅加征十分之三的田赋；在产盐各区加征7.8%—39%不等的盐课；在全国临时（仅限于1676、1681年）开征房税，门面房屋每间征0.2—06两；等等。而在1796—1804年的白莲教之乱中，清廷再度采取了非常措施，以增加税收。不过，和三藩之乱初期的财政环境不同，白莲教起事之时，户部盈余非常庞大（接近7000万两，是1673年的3倍有余），因此朝廷并未在平乱期间提高田赋和盐税，其增收措施主要限于售卖官职和盐商报效。 以上现象，对于我们认识清朝国家的性质，到底有何含义？ 首先，清廷在平息内地反叛和用兵边陲时所施用的不同财政手段，揭示了内地各省和边疆各地区对清朝中央的重要性之不同。对于满洲统治者来说，内地各省不仅仅是其祖辈或自己所征服下来的又一块地盘，而且构成了清朝的主要财源和立国之本，他们正是以此为支撑，建立并维持了对内亚边陲和周边属国的最高权威。因此，汉人的反叛，尤其是波及数省的大动乱，对清朝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朝廷必然会倾其国力，想尽各种办法，以满足军需，包括增加新税种，提高旧税额，其基本策略是“量出为入”。相反，清廷在应对边患时，往往充满弹性，根据边疆危机对其地缘利益的威胁程度，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支撑力，采取不同的策略，总体上是“量入为出”。“新清史”学者的清朝“内亚帝国”说，即认为内地汉人省份与边疆非汉人各地区对清廷来说同等重要，显然与这里的情形不符。 其次，清廷的边陲用兵与其财政状况紧密相关。朝廷应对边疆危机的策略，经历了从康熙时期的保守到雍正时期走向进取、乾隆时期主动出击的转变，而这些转变所折射的，正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环境逐步向好的趋势。当然，财力充沛并非清朝面对边患采取攻势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鼓励统治者在国力鼎盛之时采取积极的策略，以彻底消除威胁。两次最为昂贵的用兵（按年均军费来衡量），一是雍正时期针对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发生在1729—1734年，每年耗费900万两；二是乾隆时期针对金川藏人的战争，发生在1771—1776年，年均耗费1200万两。这两次用兵，均发生在户部盈余剧增之际（即18世纪2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参见图1）。正是国库的空前富足，才使得朝廷下决心采取这些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19世纪初，户部银库的盈余下降，徘徊在2000—3000万两之间的低位，因此清廷在处理边患时趋于消极保守。当1830年浩罕汗国入侵新疆，提出宗教及领事特权要求之时，道光帝以“一切如其所请”答复办事大臣。事实上，这也成为1840年之后清朝在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强国交涉时息事宁人的先兆。 总之，清朝国家的疆域形成过程，有其内在的动力。总的来说，是其源自内地各省的自身财力，决定并制约了其边疆的形成和稳定程度，因此迥异于世界史上常见的帝国形成过程，即帝国扩张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对外部土地、人口和财政资源的觊觎，同时又主要依靠抽取帝国腹地之外的财政资源来支撑其军事机器和对外扩张。 (责任编辑：admin) |